心不在焉的歌者

心不在焉的歌者

初识郝莉是在电影《蒂凡尼的早餐》里：一袭Givenchy黑色长裙，发髻高挽的奥黛丽·赫本，手拿一只装着早餐的牛皮纸袋，凌晨时分款款而行，经过蒂凡尼珠宝店时，利用橱窗玻璃，“试戴”华贵的钻石项链。

再遇郝莉是在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同名小说里。公寓一楼信箱上的名片上，印着“郝莉·戈莱特利小姐在旅行中”的字样。年轻美丽的郝莉，经常在午夜归来，从不带钥匙，总是按响其他住户的门铃，请他们帮她打开楼下的大门。

看完电影之后，觉得《蒂凡尼的早餐》演出的不过是又一出爱情喜剧。年轻美丽、一心想嫁给巴西富翁的交际花，怀才不遇、靠富婆供养的穷作家，同住在一家公寓里，爱情在两颗年轻寂寞的心里暗暗滋生。可对于贫穷的他们来说，爱情就像摆在玻璃柜台里的蒂凡尼珠宝，让他们消费不起。爱情与金钱，拉锯般地斗争了几个回合，最终，爱情终于战胜了金钱与虚荣心，男女主人公在滂沱大雨中相拥，为这个爱情故事画上了一个光明的句号。

可看完小说以后，才知道电影已经完全改变了作者的原意。与电影相比，小说里的郝莉形象更为丰满，性格更为复杂。同样，也很难将小说《蒂凡尼的早餐》定义为一部爱情小说。

小说里的郝莉，十四岁嫁为人妻，婚后很快便逃离了将她当成宠物一样娇养着的医生丈夫。她做过骑马师的情人，当过演员，每周探望入狱的黑手党头目，用上厕所的借口骗取男人的钱，甚至偶尔会去百货公司偷偷东西——比如说万圣节面具、气球，等等——她并非传统意义的好女人，但也绝非一个坏女孩。在放荡的生活里，她仍旧保持了心灵的纯洁。她认为，比生癌更可怕的是不老实，所以，她宁可得癌，也不要一颗不老实的心。

美丽的、活泼的、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纽约的郝莉，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个拜金女郎。她会为了每周一百美元的报酬去探望入狱的黑手党头目并为其带回“气象信息”——虽然事先她并不知道她所带回来的古巴飓风之类的口信，其实是毒品交易指令，可即使她知道，是否就会放弃这份每周一百元的差事呢？很难说——她每次陪男人们吃饭喝酒时要的上厕所的“零钱”是一张50元的大钞。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她又并非纯粹的淘金妹。拜倒于她石榴裙下的男人当中不乏百万富翁，她却从未花心思从他们身上去得到金钱甚或婚姻；挣钱虽然不容易，她仍会花上135元（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个大数目）买鸟笼送给住在楼上的，长相有些像她哥哥的生活清寒的作家。她整日周旋于百万富翁与社交名流之间，喜爱繁华与富足的生活，只要走进蒂凡尼珠宝店，心里就会感觉安定下来。可她的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以外便再无长物，总是一副随时可以收拾东西远走高飞的样子。“不想睡，也不想死，只想到天际的草原上去漫游”，郝莉仿佛一名坐在岔路口的歌者，弹着吉它，唱着歌，心却不知道飞去了哪里。

这样的一个郝莉，很难想象她会因为某个人而停留。世界于她，仿佛一个巨大的游戏场，她享受的是游戏的过程，而非某一种游戏。她是不羁的，难以约束的，即便是青春已逝，红颜老去，她仍旧是一名心不在焉的歌者，唱着自由自在的歌。

在每个人的心里，是否都曾有过一个郝莉，在被现实的条条框框牢牢地禁锢住的日子里，提醒我们，生活，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心不在焉的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