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似乎还没在心里想起，但我得先回去做冬至，这期间我碰到志学娘。
我喊志学娘叫“干奶奶”，这缘于志学妹妹小时候拜我的父母为“干爷，干娘。”“干”是土话，不是亲的那种。
于我而言，终究只是停留在一个心里层面上，或者是路上照面时的一个称呼。我的双脚几乎没踏进过她家的门里，过时过节都没有走动，更不要说有写写她的念头。程家墩老老少少近五百人口，点名道姓的写一个人，在我的“笔”下还很稀奇。离开家乡快三十年，许多人或事接触少之又少，已和过去的想象重叠不起来。时光会拉近一个新人，也会模糊一个熟悉的人。
上午和弟弟、弟媳妇三人做冬至，八点多就穿过团团浓雾赶到“谋道”，又折返到村里的公墓处，最后几乎是冲向程家墩东边的坟场。三个不在一条线的地方，六个祭点，必须赶在十二的钟声敲响以前完成。每到一处，我们都是匆匆摆祭品，烧纸，燃鞭炮，叩头，赶路，匆忙得留不下一缕哀愁。终于在十二点前回到家里。
母亲做好了午餐，等待着我们归来，所以我们一进锅屋，她就端上了碟碗筷杯。我们四人围着小方桌，围着桌中的小火炉，准备吃饭的时候，我看到志学老娘来的。和以往一样柱着根短竹竿，眼睛平视前方，还未进门就听到她的声音：“干娘哎，二哥家来没有？”这话明显是冲着老娘问的，但声音塞满了小屋，塞进了每个人的耳根。我有些诧异，隐隐觉得她是来寻我。
进门前，她将竹竿靠在门框和外墙壁的夹角处，而不是靠在防盗门的板面上，腾出来的手伸进衣兜里，摸出一卷钱，塞给我时，灰白色的眼眸散在我的头顶，话像对着我坐的那方墙说：“这钱是我的一点心意，给大姐买双袜子。”这时我才明白，大概她听说我的女儿快要出嫁，她是来送情的。我接过钱，却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根本就没准备听我说，连我拽过的小木椅也没碰一下，摸到她的竹竿，“笃笃笃”竹竿落地的声音消失在门外。
我手里捏着钱，还有一小片撕得不规则的红纸片，觉得那是一束燃烧跃动的火苗，有些烫手，刺眼。我对母亲弟弟说，等做完了事情，得将钱还给她，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收她的钱。母亲表示同意。
志学娘九十六岁了，除了眼晴不怎么聚光外，其他好像没什么毛病。在程家墩队里她是最长者，在整个村里也是。我记事起，没见过她过什么好日子，生产队时期是有名的超支户，直到土地到户后，才解决了温饱，但两儿两女还是让她老夫妻操了不少心。二十年前老伴和大儿子相继去世，她的头发开始花白，女儿远嫁后，她飞不动，只能留下和小儿子一块生活。来回奔波的轴线是地里家里，闲时连个落脚唠叨的地方也没有。
说来母亲在上海待了两个月就死活不肯再出来，与程家小墩的小改娘有关，与志学娘更有关。
小改娘是住在常州的女儿家，因为女儿家里人都去上班，七十多岁的老人便被无聊所困，先是走出大门，觉得没事，又走出院子，回头看看房子，自认为记住了模样。沿着小区的道路溜达，溜久了，想回去时再看，房子长得好像一个模子脱出来的，连脚下的路也像一样画出来的。汗，就出来了，问别人，老家的土话没人听得明白……后来“碰”到派出所的人了。再后来，女儿上班就将她住的房间锁起来，她便得了忧郁症。
志学娘遭遇的也和小改娘差不多的境况，只是恰巧，在南京读大学的孙子暑假时去姑姑家看望奶奶，看到奶奶大热天被锁在小屋里，没空调，没电扇，当时气得火就点燃了。他边骂姑姑，边打电话叫来了120，从马鞍山的当涂亲自护送奶奶回到了老家。一回来她便又和我母亲一样，独自一人生活在家里。
在我的老家没有两栋相同的房子，村里的路没有直线，大都歪歪斜斜，扭扭曲曲的，每条路不一样也没标志，但标在每个人的心里，没有人会不识回家的路，夜再黑也不会。志学娘只去我母亲家，一天要跑几趟，老人眼光不好，记性不强，从没听说她走错过。
每次回去，母亲都向我“保证”：她肯定不乱跑，除了十除一上上街，其他时间都在家里，左右隔壁家都不去，下午早早扫完门前的场地，吃完就上床看电视睡觉了。
母亲的话听着很熟悉，像遥远的我儿时说过的一样。她的话我相信，回去几次转过母亲门前那条小路前，我都看到西隔壁的大奶奶倚着东边的门框而坐，晴天坐在门外，阴天坐在门内，眼睛永远朝向西边。进大奶奶家要走北埂之渠边沿，从西边山墙转过来，她在夕阳西下时才会关门，也是在看守着一线希望的光。那个门框似乎就是她的依靠。
还有我的一个林家大爹爹，快八十的人了，在家里待不住，也不往别人家跑，这条路转转，那条路量量，似乎永远也量不完。小时候，孩子们生个疖子害个疮，大人们就去找他挖点什么野草，捣成糊状敷上几次就好了。
还有敏祥老娘，还有退休多年的周老师，七二老娘，十几个这样的老人。是他们默默地守护着村庄，替代着自己的孩子们迎接朝阳、送走晚霞。升腾在村庄上空的炊烟，如梦似幻，诉说着村庄的寂寞。
过年回家看看吧！一颗颗孤独的灵魂需要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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