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二十一章》的作者任晓雯在其为自己的作品撰写的题为《为无名者立传》的序言里，有这样的表达："后期写作的《浮生》，不再标注年代，该用细节暗示。百年来的时局动荡，牵动了每个平常人家。服饰、发型、风物、语言、精神面貌、起居细节……"从序言开始阅读《浮生二十一章》时，读到这样的表述我还暗自赞叹过：好啊，用爱国布、用降低了领口的旗袍、柯湘头、布拉吉等等各个时代显而易见的风物特征来标识每一个故事的时代背景，要比用年月日这样直白的表述，要聪明了许多。等到被一个个故事绕晕了它们的发生时间后，我开始质疑作者为求文本的高级而采用的表达方式：你指望《浮生二十一章》的读者事先都知道爱国布、降低了领口的旗袍、柯湘头、布拉吉等等风物分别代言什么年代，是不是风险太大？假如读者被这不成其为障碍的障碍挡在了《浮生二十一章》的门外，文本再高级又有什么意义呢？
初读序言时被打动，还有一处表述："续写《浮生》后，糅入了文言和沪语。我试图用古朴的语言制造年代疏离感，也试图让人物更具地域特色"。语言就应该是与故事中人物生活的年代如影随形，况且，《浮生二十一章》中最早的故事也不过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所以，就算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夹带进了古语——对，说古语而非文言更加确切——对读者而言构不成阅读障碍。倒是那些沪语，真的通用性不够。首篇《袁跟弟》倒数第二段开头，作者如此写来："袁跟弟让他别叫。弗听。袁跟弟搦了鸡毛掸，敲一通桌子。"句子中，"弗听"，是沪语，不容置疑。但"弗听"的前一句"袁跟弟让他别叫"，却是标准的普通话。就这么如此切近地杂糅官方语言和沪语，难道没有"一脚高一脚低"的不舒适感吗？况且，沪语本身也有区域差别。我小的时候，徐汇区说的是徐汇区的上海话，杨浦区说的是杨浦区的上海话，复旦有复旦的上海话，华师大是华师大的上海话，比如，"削香莴笋"这个动作，我家说"XIE香莴笋"，我家隔壁，却说成了"XUE香莴笋"，所以，"袁跟弟搦了鸡毛掸"中的动词，更多的上海人家会用"捏"这个动词。倒也没有高下之别，只是想说，将沪语书面化，实在太难，所以，我们读《浮生二十一章》的过程，就语言层面而言，常有小石子飞进鞋里的异物感。
尽管如此，非上海人要了解上海人，任晓雯的《浮生二十一章》是一本极好的文学口袋书。此处的"口袋书"不存在上地铁前买一本，到站后刚好读完顺手丢弃的意思。书的装帧虽然雅致，又配上了精致的线条人物画，只因开本选择正好塞得进口袋，所以我称之为口袋书，还有一层意思是，每一故事两千字的盘算，辛苦了作者——每篇局限在两千字，使它无法像常规小说迈阿密和铺展开来。除了自讨苦吃的我，谁用写小说的方式写专栏呢——但便宜了读者。用读一篇微信上鸡汤文的时间就能认识一位经由任晓雯的精心打造几成一种上海人典型的故事，就阅读营养而言，真是太划算了。
二十一章之一的《高秋妹》的插图
《余鹏飞》这个故事的成色比较新，说的是从外地来上海读大学的江北人（苏北人）余鹏飞，上学期间认识了一个上海姑娘姚悦亭，糯米团子脸、戴着黑色胶框眼镜的姚悦亭长得虽不好看，但是上海姑娘呀，所以，余鹏飞春节回老家只告诉了大姐一个人，即刻全村都知道余鹏飞搞了个上海女朋友。见父亲不接纳，余鹏飞还安慰："姚悦亭很朴素的，脾气也好，不像上海人"呵呵，不像上海人。半年以后，为让余鹏飞放心，姚悦亭随男朋友回老家，"走至茅厕，姚悦亭揭了帘子，见里头一大坑，秽物层层叠高，黄的黑的，软的硬的，粗的细的，几欲潽出来。白蛆犹如浪沫子一般，慢吞吞翻进涌出。她啊呀捏住鼻头，又跑又跺脚"，可村里人嘲讽她资产阶级小姐要甩到乡下人时，姚悦亭脸上满是泪嘴里却犟着："瞎讲……"我觉得，《余鹏飞》可以对付一大波不利于上海姑娘的网上风评。
相对新上海人的故事，我觉得《浮生二十一章》中更耐读的，是那些旧上海人的故事，比如，像这篇《杨敏安》。
杨敏安其实挺聪明的，借别人的气枪打麻雀时不慎摔下楼，多处骨折，腓神经受损，瘸了，个头还长不过弟弟杨敏泰。杨泰安成了红卫兵时，杨敏安的身体状况只好窝在家里读书、发呆。改名为杨卫东的杨敏泰顶替回城后，杨敏安也去了街道工厂上班。忽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杨敏安积极备考，成绩到了，却因残疾不被录取。不罢休的杨敏安决意再考，母亲却让其讨娘子。杨敏安放狠话说，三年里再考不上就娶了那傻姑娘。三年中，英语被纳入高考科目，而杨敏安以前学的是俄语。杨敏安想改学英语，却能力不济，只好履行诺言与傻姑娘结了婚。不久，杨敏安看到报纸上说高考录取体检要求放宽了，去教育局确认后，杨敏安撩了老婆一下后，出门逢人便说，是他上书邓小平，建议改革高考制度的……众人都说，一疯对一傻，正正好。
二十一章之一的《刘新中》的插图
早就有一种说法，叫做海归精英住上海市中心，新上海人住中环内，上海土著早就被赶到了外环外。不能说这种说话无中生有，可是，老上海人为什么守不住浦西市中心的一张床？《杨敏安》是一个说法。
二十一章，二十一个故事，虽不能涵盖今日上海之人物风情，却是一次概述，很有意思。只是，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读者，总觉得有几个故事总有不尽兴之嫌。不，计较的不是篇幅，而是有些篇什的点睛一笔点到之处不够中心。再读序言找原因，原来，二十一章有些是通过书面材料虚构的。那就是了。要面子的上海人轻易不肯吐露生活的苦衷，被汇编如类似《口述小三线建设》和《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这类书籍的材料，口述者说了多少真心话，实在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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