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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有病的人

我是个有病的人

作者: 明白君是明白人 | 来源:发表于2019-04-12 16:19 被阅读0次

    「我是个有病的人……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我觉得我肝脏有病。」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 《地下室手记》的开篇,它几乎可以算是19世纪文学中最独树一帜的开篇了。

    在《地下室手记》之前,像它这样第一人称视角的欧洲小说极为罕见,大多数文学家惯常使用全知俯瞰式第三人称来叙事。而《地下室手记》不但采用与众不同的角度,并且还让主人公对自己充满否定与厌恶,把自己贬低到一钱不值的地步——这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创了。

    《地下室手记》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社:三联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6月

    01.

    从卑鄙出发,走向伟大

    《地下室手记》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即「地下人」。

    在书中,「地下人」是卑鄙的,他既懦弱又凶狠,是「一个甚至在自我屈辱的感觉里也企图寻求乐趣的人」。他「疑心又大,器量又小,像个驼背或者矮子一样」。

    全书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哲学味很浓的自我剖析,后一部分回到小说的叙事,通过「地下人」回忆展现他之所以成为「地下人」的心路历程。第一部分中,「地下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包括自我的否定,对客观规律的叛逆,还有对崇高美学的厌恶等。第二部分他回忆了与同学相处的不快,他人的嘲讽和与妓女的「爱情」等。

    这样展开的一个「地下人」,他不断鄙薄他人,不断咒骂自己,对一切不仅没有兴趣,而且怀着仇恨与恐惧。总体上而言,陀氏将自己当做这个最平凡的退休小文员,以他的角度不断剖析自己,在诉说自己邪恶内心的同时展现外部世界对自我的挤压。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再现最卑微、邪恶、可鄙的内心世界,从而使书中人物和看书的读者都提升到了更真实的思想境界。这种写作方法可以说是陀氏所独有的。在陀氏的书中,他从不吝惜对罪恶内心的挖掘,没有心理准备的读者甚至会被这种写法吓倒,因为它实在是太真实,太像我们自己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

    就如《地下室手记》中,退休的文员不断自己审问自己,一直在给自己下定义,又一直否认这些定义。他唯一能确定的可能是他自己的独立性,亦即他不是其他人,只是他自己。而除此之外,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也不清楚这世界上有什么真理。

    他用一种高度的自我否认、自我坦白使自己堕入黑暗潮湿的地下室中,在最卑微的角落里感受真实,哪怕这种真实是那么残忍、那么不堪。到此还没有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不满足于只把这位「地下人」置于这个境地,他还让「地下人」在这种残忍不堪的低谷中爱上这种残忍,并得到乐趣。

    显然,陀氏的志向是在《地下室手记》中揭示出一种新的真实,一种没有宗教光环的、没有道德束缚的、完全的真实。在书的第一部分末尾部分,陀氏就借「地下人」之口探讨了「真实」:

    「在每个人的回忆里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公开给所有的人而只能给朋友们的。也有一些东西即使对朋友们也不能公开,而只能对自己公开,而且也得偷偷地。但最后还有一些甚至对自己也怕公开,而这一些东西在每个正派人那里积累得又是相当多。情况甚至是这样的:他为人越正派,他那里就积累得越多。至少我自己在不久以前才决定回忆我以前的某些事情,而在这以前我总是回避它们,甚至还带着某种不安的心理。现在呢,我不但回忆起来,甚至决定写下来,我这会儿正是要考验一下,看我能不能跟我自己完全坦白而不害怕全部真理?」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追求的真实,他让「地下人」打破自己的心理底线,去直面最真实的自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迷人之处也正在于此,因为他的真实,他才显得深刻与崇高。这就让我们想起受陀氏影响,写出《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鲁迅。

    鲁迅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说: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集外集·<穷人>小引》)

    这种「灵魂的深」正是通过无情地剖析自己的内心,将自己打入地狱,从而得到的深。这种深度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世界有别于以往的任何文学模式,它更接近人性本来的样子,混乱又矛盾,卑鄙而崇高。

    02.

    「合理的利己主义」与「极端的利己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写《地下室手记》的主要目的在于与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战。后者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意在服膺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创造出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的模范。

    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就是指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条件下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那么陀氏是如何反对这种利己主义的呢?

    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氏提出了更绝对、更极端的利己主义,并以此来反抗「合理的利己主义」,而他的武器就是真实。

    在书中,陀氏通过大量隐喻阐释出「合理的利己主义」行不通。他的「地下人」不但对他人不感兴趣,甚至还对他人采取敌视的态度,俨然就是萨特「他人即地狱」的19世纪版。陀氏让「地下人」充满忿恨、恐惧、痛苦、怀疑、报复心,让他难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让他连自己都恨,这样也就无法再去爱别人,「合理的利己主义」自然就成了笑话。

    一切「优美与崇高」的东西在「地下人」眼中都是胡扯和虚伪,因为在他自己身上他无法找到。他的真实让读者汗颜,同时,他的卑鄙又让读者产生可怜之情。

    「地下人」有别于以往果戈里式的「多余的人」,他一方面是受外部世界的压抑而变成了「地下人」,另一方面则是自己主动去糟蹋、作践自己,令自己成为「地下人」。他否认自己,同时也接纳自己,在这种「二律背反」之中,「地下人」使勇气、真实与邪恶、卑微形成对比,造成极大的张力。

    换句话说,「地下人」的优点在于他是真实的,并且他有勇气面对真实的自我——那个想凶狠又凶狠不起来的小职员。同时,「地下人」又是可悲的,因为他永远纠缠在龌龊黑暗的自我之中不能自拔。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房圣彼得堡,1875

    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侧面真实地记述了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高尔基的那种乐观的乌托邦式想法截然不同,陀氏直面人性最晦暗处,也对乌托邦抱有憧憬,他试图通过《地下室手记》阐释人性的矛盾与不可控。但这不是因为他想在理性上证明「合理的利己主义」的荒唐,他的所作所为更像是无可奈何——他必须面对真相和现实。

    高尔基曾鄙薄陀氏,说他是「社会堕落者的典型」。这样的严重误读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与中国的学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保持视而不见的态度,而西方学者们却从陀氏身上学到了这种「堕落」,他们从《地下室手记》中学出了一个现代文明。

    03.

    存在主义的序曲

    当我们把《地下室手记》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众多著作当中去看,它也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它之前,陀氏的小说叙事还是偏向于古典的模式,人物立体,矛盾丰富,结构较封闭。而在《地下室手记》之后,陀氏才真正展现出自己的写作风格,也就是那种充满自我挖掘、时而咆哮时而呻吟的自白,还有未完成式结构与复调结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地下室手记》作为一个里程碑,在它之前,陀氏小说还未成熟;它之后,陀氏小说已经登上神坛。

    在《地下室手记》刊登的两年后,也就是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献上了最负盛名的著作《罪与罚》,并获得了国际声誉。后来的《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也相继出炉,这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作为一个职业小说家,更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代表俄国文学深度的艺术家和一位心理学家(尼采将他称作是「唯一让我学到东西的心理学家」)。

    由《地下室手记》的开篇之功,它所引导的近乎「丧心病狂」式的自我挖掘不但影响了陀氏自己的艺术创作,同时还影响了整个文化艺术界的各个行业。弗洛伊德就曾在自己的论文中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其当做自己理想的病人;尼采也把他当做启迪自己的伟大作家,在看陀氏的《罪与罚》时声泪俱下。而受陀氏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存在主义哲学了,美国哲学家华特·考夫曼(W. Kauffman)甚至声称,这部《地下室手记》就是「历来所写过的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存在主义》)。

    电影《赛末点》中,男主手捧《罪与罚》最终他也如同书中男主一样,杀掉了无辜的邻居

    诚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存在主义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究其缘由,也许就和这部《地下室手记》息息相关。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出于艺术家的敏感创造出了「地下人」,他不曾想到很多年以后他笔下人物的困境会成为人类的集体困境。而后世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们不仅因此而崇敬他,还乐此不疲地效仿他。

    在加缪的小说中就经常看到这种对陀氏的「致敬」,从《局外人》的冷漠和无所谓,到《鼠疫》中的恐惧、自欺与斗争,无不体现着「地下人」的特征。此外,加缪也并不否认陀氏的影响,他在《西西弗神话》与《反抗者》中几乎直接承认了对陀氏的继承,并且还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改编成了戏剧。

    作为一部「存在主义序曲」,《地下室手记》早就隐喻式地提出了存在主义关心的问题,你不需费神就可以在这部书的每一页发现那些主题,看到一个好像被无情地抛入这个世界的卑鄙的人,在惊恐之中欺骗自己,用凶狠回应庞大怪异的世界。

    04.

    「地下人」人格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这就意味着他具有超乎常人的洞察力。在19世纪,他就已经发现「地下人」这样的典型人物。作为一个小说人物,「地下人」是虚构的,他身上有着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共性,但又比任何19世纪的痛苦与侮辱来得更强烈。

    从这个角度看,《地下室手记》不是幻想的,而是放大的。也正是因为「地下人」这个形象不是诉诸于幻想,而是诉诸于对世界深刻地观察与感受,他才成为了经典。

    果然,到了20世纪,像「地下人」这样真实的虚无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利己主义者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存在主义哲学家们乐此不疲地试图为「地下人」们找到出路,这时他们才发现陀氏的伟大。不仅「地下人」成为了知识分子们时常研究的对象,连陀氏自己也成了一种典型的「病人」。

    弗洛伊德就曾列举陀氏的四种人格,他称为「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癫痫症者、道德家和罪人」。这四种人格在《地下室手记》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地下人」对美学和规律的质疑是富有创造性的、对他人的鄙夷是疯癫的、对自己的审问是道德家的最后,他是一个愿意审判自己罪证的罪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他在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中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四种人格

    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复杂性使得他笔下的人物具有矛盾与真实。《地下室手记》作为陀氏著作中看似不起眼的小册子,却成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世界的一个缩影。

    当你拿它去和陀氏其他小说相比时,你会看到它通篇探讨着《罪与罚》的命题,并且更无助,没有出路;也会看到「地下人」其实也是一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同时,「地下人」的自我审判也预示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相似的灵魂拷问。

    显然,这本小书不但不输于他其他任何一部著作,并且还摒除了他后来作品中的宗教出路,这就让它更加真实和冷酷,让人读后不寒而栗。

    我们身边有「地下人」吗?这样的人格未来还会有吗?我们是不是「地下人」?相信每一个读过《地下室手记》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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