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人大抵是最富有胸怀的。
天地之美美甚，古往今来绝不缺少为其慷慨以赴之人，我们熟知的如谢灵运、徐霞客者遍走山河，都极富有“不见天地不思归”的才情与豪气。
余秋雨先生也在其列。然而余先生之旅，不仅仅是山河之旅，更是文化之旅，是文明之旅，人之旅。
《文化苦旅》一书出版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收编了笔者对山河古迹的探访，对世界大文明的考察以及对文人之心的研读与发问。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余先生眼中没有二者之分，对行者而言，路就是书，天地是书，山川是书，行路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浩如烟海的著作，在今天，我们把这种行为庄重地称为“实践”。
但对我而言，我要说读书就是行路，读游记是如此，读《文化苦旅》更是，其读来又如灭顶之洪不远万里而来。那洪是历史的洪，是文化的洪，让无数奇伟的表里山河都淌进书里的一字一句之间，为人所铭记。
文化苦旅
山河之于中华民族，乃是天地的一大胸怀。山河造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此同时，人们也造就山河。于是，文明在这样的相互匡扶之中应运而生。
千百年来，人们以山河为书，谱写出文明的史记。它们之中的浓墨重彩在年岁和风雨的打磨下有幸存留至今，于是成为了如今的古迹。古迹是静默无言的，一代又一代生灵向它们簇拥而来，最后又相继离去。在这过程中，若不得口口相传，它们之中的有一些是要被历史遗忘的。
在很长一段岁月里，这些无言的古迹在历史的旷原上东倒西歪，人们最初因它们而发迹，最后却也无奈地选择将其遗忘。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刚强的，他们的意志不改，便永远辉煌，像穷尽风骨的丰碑，永远孤绝地伫立在历史的风声里。多少年山河褪变，只有它们从一而终。
余秋雨先生的文化之旅——或者说所有参与文史事业者，正是力求重新发掘和探访这样的古迹，让它们重见天日，从亘古的埋没中抬起头来。一如久经风沙的敦煌石窟，一如上京龙泉府的废井冷眼。
于是我们会发现，它们所展现的意志从未消磨，那意志照耀着先古的灿烂文明。古迹和造就它们的人民一同属于这片宽厚的土地和土地身上的巍巍山河，因为这片大好河山，才有生灵，才有文明，才有如今的中华民族，才有此刻的你我。
这就是为什么，在山河故土面前，人们永远热泪盈眶。
然而古迹静静地，人却不是。
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在存亡之际，刚正不阿的文人更常常是一个民族的傲骨。其人铮铮，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可文人之中，也有品格高下之分。君子与小人之争乃是人格高下之争，君子木秀于林，则免不了要受各方小人倾轧。
余秋雨先生在此书中编入了几篇谈古今文人的散文。读来以为古今大家学者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如出一辙，那就是他们最终能够坚守作为文人的尊严与脊梁。
历史上第一流的学者如苏东坡，受人构陷后被贬黄州。他在黄州的蜕变是挣扎与超越，是接受了污蔑、孤独无告之后的自省和对真我的追寻，是渐趋成熟。他不再问构陷他的小人，不再问疏远他的友人，不再问贬谪他的当权；改问无言的山水，改问已逝的古人，改问自我。苏东坡在黄山这个地方真正脱胎换骨，响彻千古之作在此诞生，他在此真正成就了、成全了自我。
近代以来的文化大家如谢晋，如黄佐临，如巴金。国难、文化危机、构陷和毁谤终于没有使他们折服。时代的喧嚣声抨击着这些文人，幸而文化的感召力尚存，这才有纳兰容若因一曲金缕出力营救吴兆骞；才有苏东坡的政敌为其求情、太皇太后为其求赦；才有巴金先生在忧郁中享受生命。
山河的诗与人文的诗，一定会汇成文明的交响。对文化的追求一定是一场长久的苦役，一场以山河、以人文、自我为对象的斡旋。文化苦旅是古迹之旅，更是人之旅。
人之于天地山川，是最杰出的创造；而文化，则是人最高明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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