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读书
今日，阅读鲁迅写于1922年的文章《端午节》。
文章的历史背景是1921年北京各大高校教职员工向北洋政府索薪事件。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金，这八所高校就联合成立了“索薪委员会”追讨工资。
这个事件和我国近代史上另一件大事有关：李大钊当时兼任北大教职工代表联席会议主席，并在“索薪委员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整天忙于追讨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工资，因此无法前往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端午节》一文的主人公方玄绰就是当时北京的一名教员，在政府兼差。他“虽然也缺钱“，甚至”万分的拮据“，但从没有加入教员的团体内”，“大家主张继续罢课的时候，他虽然仍未到场，时候却尤心悦诚服地确守了公共的决议”，“他既已表同情于教员的索薪，自然也赞成同僚的索俸，然而他仍然安坐在衙门中，照例地并不一同去讨债”，他曾“空手送走”“衙门里领不到俸钱，学校里又不发薪水”的同僚，后来也出于同样的缘由、同样地被一位很疏远的朋友“支使出来了”。
方玄绰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文中有一段话是怎样说的：”他最不敢见手握经济之权的人物，这种人待到失了权势之后，捧着一本《大乘起信论》讲佛学的时候，固然也很是‘蔼然可亲’的了，但还在宝座上时，却总是一副阎王脸，将别人都当奴才看，自以为手操着你们这些穷小子们的生杀之权。他因此不敢见，也不愿见他们。这种脾气，虽然有时连自己也觉得是孤高，但往往同时也疑心这其实是没本领。“
作为一名文人学者，从日常一直论到历史，方玄绰的解释是“古今人不相远”的“差不多”。
这个“差不多”理论，几乎可以解释古往今来一切的现象。反正太阳底下无新事嘛！
臣子效忠皇帝，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历朝历代的历史就是这么写过来的；老子打儿子，以后儿子当了老子，照样会打他的儿子，一辈一辈地就是这么打过来的；女人是男人的附庸，裹着小脚连大门都出不远，相夫教子就是天职。……
有了“差不多”理论，便可以解释和忍受许多存在的合理。即便不能忍受，也要忍受，因为不敢，更因为没有与恶斗争的勇气。
02 思考
我原想，这么一篇文章，对于今日还有启示和借鉴意义吗？左右看不出来。毕竟，当今的时代已经较为进步了。我们似乎不必再与恶斗争了。
可是，身边毕竟还有不少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旧思想，与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风貌显得格格不入，却又是那么理所当然！就拿夫妻之间来说，在当今，依然没有充分实现平等、尊重的交流。
“他爱你吗？”
“爱，可是更多是把我当成他的附属。他想关心我的时候，就关心我一下。”
“为什么说是附属呢？”
“因为他不支持我做自己喜欢的事，当我询问他最近在干什么时，他却说「不说了，说了你也不懂」。”
……
不仅没有平等的交流，对于生育这类大事，似乎也开起了倒车。
男人对女人说：”三胎放开了，父母亲比较关心我们的事。“
女人说：”两个女儿就很好了。在我心里，并不觉得还缺乏一个儿子。我也需要做我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我不想生三胎。“
过了一阵子，男人又向女人提起：”三胎放开了，父母亲比较关心我们的事。“
彷佛女人的意见怎样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所谓“传宗接代”的大事。
时代在进步，男人的思想没有进步吗？绝不能这么说。大多数男性的思想是很进步的。但是他们思想的解放还不彻底。他们耳朵边、他们脑海里，还总是回响着父母对孙子的期盼和他们殷切的神情。如果他们彻底地思想解放了，他们就是背叛了祖宗。这罪过太大了。
所以，他们嘴上是进步的，说什么“男孩女孩都喜欢”，但骨子里还是封建的。
有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征求配偶的意见，就在朋友席见的插科打诨中附和要二胎三胎的建议，言外之意是再生一个儿子就好了。
这算不算恶？算。强调儿子重要性的同时，就是贬低女性的存在。在生育问题上，女性还继续背负着封建的期待，还未实现完全的自主。
过去，非双独的公务员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后来开始可以生两个，再后来可以生三个。一方面，这有利于改变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另一方面，这也使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在本应进步的人群中死灰复燃。
关于饭桌上的三胎话题，男女两性议论的方式往往不同。女性朋友聚在一起，通常是一般疑问句：“打算再生吗”？这是尊重的。”你老公呢？他还想生吗？“在女性的话语中，男性是受尊重的存在。
然而，我们的男性朋友，往往使用的是陈述句：”可以准备再生一个了。“如果对方已有一个女儿，他们则会投之以”你懂的“的眼神。他们从不会问：”你老婆呢？她还想生吗？“ 仿佛这个绕不开女人的问题和女人无关。
现在的许多的人，在这些方面，大概也觉得古往今来“都一样”，但后来大约觉得欠稳当了，便改为“差不多”。既然如此，自己也就随着旧的大流吧。哎！简直遍地都是鲁迅笔下那位”不肯运动，十分安分守己的“方先生！
不过，鲁迅笔下的方先生尚且疑心是“因为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地故意造出来一条逃路”，而当代的方先生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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