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躲亲事醉酒两月，放形骸与猪同饮

嵇康在阮籍家当执客，连续招呼了几天。

丧事一办完，嵇康就起身告辞。

那阮籍哪里同意，兄弟们辛苦了几天，怎么也得喝上几盅小酒，让主家表示一下心意。连拉带扯，硬是将嵇康多留了三五日。

阮籍喜酒，嵇康善饮，两个一拍即合。喝就喝，谁怕谁呀。

阮籍喜酒，每天不断，但是酒量不大，一饮就多。

人们都说喝酒耽误事，阮籍却是喝酒能办事，而且是能够称心如意办成事。

据说，司马昭（211-265）为了拉拢阮籍，就想和阮籍结为儿女亲家。阮籍为了躲避这门亲事，开始每天拼命地喝酒，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不醒人事。一连六十天，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人看见这个情况，根本就没法向他开口。最后，只好回禀司马昭。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

阮籍好酒，醉酒后就不拘限于纲常礼法了。

他家旁边有一个酒店，女主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阮籍常和王戎去吃酒，醉了就若无其事地躺在人家旁边睡着了，根本不避嫌。那家的丈夫也不认为他有什么不轨的行为。

魏晋时期，男女授受不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阮籍全不放在眼里。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不仅为嫂子饯行，还特地送她上路。面对旁人的闲话、非议，阮籍说：“封建礼法难道是为我这样的人而设定的吗?”

就这样，阮籍坐主位，嵇康居客位，旁边有大侄子阮咸作陪，下边由儿子阮浑打横头。每天摆酒设宴，招待嵇康。

第三天，司马昭派人来请阮籍去赴宴。

按照当时的礼制规矩，父母去世期间，要戒酒戒肉、守孝三年才能脱孝服，叫服丧。

阮籍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却又是喝酒又是吃肉。

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就对司马昭：“您正在以孝治国，而阮籍却在母丧期间出席您的宴会，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以正风俗教化。”

司马昭说：“嗣宗（阮籍）如此悲伤消沉，你不能分担他的忧愁，为什么还这样说呢?况且服丧期间缺吃少喝，容易有病，可以喝酒吃肉。这也是为了更好的守孝呀。”

阮籍不听这些野鸡乱叫唤，依旧该吃吃，该喝喝，神色自若，旁若无人。

回来后，听阮籍一说，嵇康感慨万千地说，“你真是一个性情中人呀。”

从阮籍家里告辞出来，嵇康带着阮籍的侄子阮咸，一路快马加鞭，准备返回百家岩竹林。

这个阮咸，字仲容，也是“竹林七贤”之一，是阮籍的侄子，当时的人们把他们叔侄二人并称为“大小阮”。

阮咸有乃叔风采。与阮籍一样放达任诞， 狂浪不羁。

阮咸曾与姑妈家一个鲜卑族的丫鬟私下要好。他姑妈有一次回娘家走亲戚，要返回家的时候，阮咸却要求把那个丫鬟留下来。这在当时是不为礼教所容的。

后来，那个丫鬟随着姑妈走了，阮咸却从邻居家借了一头小毛驴，追赶出几里地，终于把丫鬟追回来了。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后来还生了一个儿子叫阮孚。这件事情，一直被人拿作话柄，为人耻笑。

阮咸和他的侄子阮修以及王澄、泰山郡人胡毋辅之、陈国人谢鲲、城阳郡人王尼和新蔡郡人毕卓等人，经常在一块谈古论今。他们都认为放荡任性就是开朗豁达，甚至狂醉闹酒，赤裸身体，也是正常的事，只不过外人不理解罢了。

十、放达阮咸持琵琶，豁达刘伶惊美梦

阮咸不随便交朋友，只和亲友知交弦歌酣饮。

有一次，他与亲友们在一起喝酒，他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结果可想而知，喝得鼻塌嘴歪、醉醺醺的不象样。刚好有一大群猪走来饮酒，阮咸就和猪一起喝酒。他一面饮酒，一面弹琴，真是不亦乐乎。一时间，阮咸“与豕同饮”的事就成为街头巷议的热门笑话。

阮咸不仅狂荡不羁，而且妙解音律，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音乐家。当时的人们说他“妙达八音”，有“神解”的美誉 。他留存后世的作品有《律议》、《与姑书》等音律著作。

他善弹琵琶，特别是长颈琵琶。还发明了一种新的琵琶，结构是直柄木制圆形共鸣箱，四弦十二柱，竖抱用手弹奏。后来人们纪念他，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阮咸”，简称“阮”。

在返程的路上，为了给嵇康解闷，阮咸一边走一边弹起他心爱的琵琶。

款款轻撩，低沉缠绵如诉如泣。疾疾弹指，铿锵有力直入云端。随着轻抹重弹，琴声高雅、缓疾，飞鸿不飞，鱼虫驻足，宛如天籁，余音不去。

 嵇康与阮咸正在沉浸在音乐的旋律之中，却从路旁的一棵树后窜出一个人来，长吟一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好曲！好曲！好曲！却是惊了在下的美梦了。”

两个人勒缰绳，停下马，跓足看去。

却见从树下走过来的这个人，身高不到一米五，小小的眼睛，红红的酒糟鼻子，黑黑的突颧骨，狮子大嘴，下巴却有一撮山羊胡须，衣服上沾着泥土，手里还拿着一只硕大的酒葫芦，与他的身高确实不成比例。不仅相貌丑陋之极，而且醉态可掬，实在有伤大雅，对不起观众。

嵇康呵呵笑道，“你是何方神圣？要在这里装神弄鬼？”

来人双手抱拳，却不舍得丢下那个酒葫芦，“打扰两位的雅兴了。兄台没听人说过，心中有鬼便撞鬼，心中有神便见神么？”

见来人以问为答，有点意思，两个人便下马打尖休息。而在阮咸心中，这时候竟然产生了想捉弄他的意思。

阮咸回答道，“此言差矣。心中有鬼便有鬼的举止，心中有神便是神的姿态。”

来人却答道，“我心中是否有鬼，你怎么晓得？难道你是我心中的鬼？”

嵇康接手话茬，说，“哈哈哈。心正无瑕，鬼魂不附。心斜阴晦，鬼魂自来。看你的模样，必是心斜不正，鬼魅在身了吧。”

“心正心斜，却有三尺神灵在天，自有鉴别定论。以尘世人的俗眼，莫不是举世都是心斜之人，无秀莠的区别了吗？”

“真是尿壶镶多边----好嘴！”

“真是煮熟的鸭子----只剩下嘴硬了。瞧你牙尖嘴利，想糊弄鬼哩。”

三个人唇枪舌战，好一番热闹，哈哈大笑，握手言和。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之后，各人自报家门。一听，原来是沛国(今安徽宿州)人刘伶。

刘伶(约221年-300年)，字伯伦，是魏晋时期的诗人。他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却是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的一个人。

知己，有时需要等待，因为知己会常常走在寻找你的路上。知己无法刻意地寻找，而是难得的不期而遇。刻意的追寻，不如勇敢的往前走，知己或许就在你必经的路上不期而遇。

嵇康、阮咸与刘伶一见如故，说话也很投机投缘。

酒逢知己千杯少。三个人席地而坐，把刘伶的酒也给喝了个精光。

嵇康与他，更好象多年的知己，前世的兄弟，此生来这荒山野地前来约会一般。

又添了新人，三个结伴，嵇康让阮咸并驮着刘伶，一路上有说有笑，更不再寂寞，加入了北去山阳邑百家岩的行列。

正是：手挽金络千里马，白云相伴踏黄花。春风得意马蹄疾，半日柏岩到我家。

十一、王戎迟宴遭戏弄，七贤竹林话老庄

不几日，阮籍、山涛也分别来到了百家岩，加上先期到达的嵇康、向秀、刘伶、阮咸，六个人在云台山风云际会，畅所欲言，不亦乐乎。

一日，众人沿着汉献帝避暑台、王烈的不老泉、孙登啸台，一路欢呼，一路高歌，玩了个不亦乐乎。见天色稍晚，已是申时（下午四五点钟），便收住脚步，开始逶迤下山。

到天门赤壁之下，却见山涛危然正襟，坐在庐前的古几前，正在观看一本线装的《庄子》。

众人打过招呼。

嵇康进屋备菜上酒，准备款待大家。

其他人临溪掬泉而饮，欢笑涤尘。

众人依次准备落座，正准备开坛打酒。冷不丁从曲径幽处传来一声放荡的高声，“你们喝酒都不喊我呀？少了我一个，你们有酒兴么？无趣的很。”

大家回头看时，却是王戎。

阮籍与他最熟悉，也最先发话，“呵呵。你这个俗不可耐的东西，又来败坏大家的酒兴了。”

王戎嘻嘻哈哈笑着说：“你这个人为老不尊呀。你的兴致就那么容易被我一个人败坏么？”

大家跟着一起鼓噪。

山涛说，“你这个家伙，是羊群里跑出来一只兔子----又小又鳖古（孬）。”

王戎不慌不心，回答道，“盐搁哪都闲，醋在哪都酸。没见你都成了老木头了，你是啥时、从哪个坟墓里让人搬出来了？”

阮咸笑了笑，“真是屎茅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狗改不了吃屎，说烂话的本性真是难移呀。”

王戎转过脸来，对阮籍说，“吃屎狗难断吃屎路。物以类聚，狗的老兄，以后就该称你为狗兄了？”

刘伶轻意不与人闲扯，因为贪酒，还没有上菜，这时就已经有了一些醉意了，“这小鬼，真是煮熟的鸭子---只剩下嘴硬了。牙尖嘴利，挺会糊弄人哩。”

王戎举一只酒杯，向他示意了一下，一口喝尽，“瞧你一脸的鼓出皮（皱纹），不会是脑袋也让毛驴给踢了吧？

向秀在旁边插了一句，“这王戎兄擅长清谈，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啊。”

这王戎随机应变道，“古人衰草为衣，物物交换，古人不见钱是甚么模样，这就是前不见古人。现在的人钱多，堆积如山，厚的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这就是厚不见来者。向兄弟的法旨，我以后照办就是了。”

众人跟着插科打诨，笑了个人仰马翻。

大家一边喝酒，一边交流文学心得。有人高歌长吟，有人低首抚弦，有人悲愤长啸，有人醉后痛哭，放浪形骸，肆意酣畅，痛快淋漓。

在“竹林七贤”中，以山涛年事最长，且“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都是山涛发现的，而向秀也是由山涛发现并介绍给嵇康和阮籍认识，因此，山涛成为竹林之游实际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核心人物。

最后，由山涛领引、嵇康、阮籍、向秀等人附议，话题统一落到了老庄学说上边。

竹林七贤就老庄学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展激烈的大讨论。

一时间，百家岩上群英荟萃。在社会动荡的魏末晋初，这一时期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经纬天下的知名人物，世上最为著名的学者、名宿、后起之秀在这里风云际会。谯国铚人嵇康嵇叔夜，与陈留尉氏阮籍阮嗣宗、河内山涛山巨源、河南向秀向子期、籍兄子阮咸阮仲容、琅邪临沂王戎王浚冲、沛人刘伶刘伯伦，在当时的山阳邑即后来的修武县百家岩隆重集会。他们这一次文锋笔会，被后世称为竹林七贤大会，

这一时期，九州大地，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而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者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他们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

十二、尚老庄坐而论道，崇养生各抒已见

竹林七贤的风格有相似之处，但是思想倾向各有千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个人各有特色，别具一格。

魏晋之时，玄学十分盛行，形成一股强劲的“玄风”。它不仅曾一度支配了当时的思想领域，而且支配了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态度，形成一种虚无荒诞的社会风气。同时，养生之学大兴。但当时有两种相对立的思想存在：一是认为修道可成仙，长生不老；二是认为“生死全由天，半分不由人。”嵇康针对这种现象，指出神仙不可能，如果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论可及的看法。

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

嵇康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著有《养生论》。与阮籍齐名。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庄”，排斥“六经”，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决破礼法束缚。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学说观点。

嵇康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 。

他逐渐替代山涛这个总发起人的作用，甚至更加超越，一跃成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的事迹与遭遇，对于后世的时代风气与价值取向有着巨大影响。

在他的重要著作《养生论》中，他以导养得理可寿的总论点，提出了以下观点:

一、形神兼养，重在养神。他举例说明精神对人体的强大作用，指出“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而中医学也认为人以神为根本，神灭则形灭。嵇康在此抓住了养生的根本。

二、养生要重一功元益，慎一过之害，全面进行。嵇康认为万物禀天地而生，后天给予的养护不同，寿命也不尽相同，勿以益小而不为，勿以过小而为之，防微杜渐，提早预防，积极争取长寿。

三、指出若不注重养生，耽声色，溺滋味，七情太过，则易夭折。“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内外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四、嵇康还告诫养生者要有信心，坚持不懈，否则就不易有效。还要以善养生者为榜样，积极吸取好的养生方法，清心寡欲，守一抱真，并“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缓以五弦”，就可以“与羡门比寿，与王乔争年”。

嵇康自己也身体力行，与他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曾说:“与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他自己提的理论，几乎条条做到。

阮籍同样重视玄学的理论。《达庄论》与《大人先生传》，就是他苦心孤诣的玄论之作。除了玄学理论外，他更多、更直接地表现在那种饮酒纵放、横决礼俗的人生态度方面。受阮籍等人的影响，虚无放诞的生活态度或生活情趣一时成为社会的一种风尚，甚至转化为单纯地追求感官的刺激，肉体的纵情享乐。

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

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多是揭露和讽刺司马氏朝廷的虚伪，所以，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也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是韬光养晦，不参与政事，一心想做个隐士，但40岁出仕后，就投靠了司马氏，先后担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职，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

而王戎年纪最小，为人鄙陋吝啬，功名心也最重。他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司马炎，字安世，晋朝开国皇帝，265-290在位，河内温县人）、晋惠帝（司马衷，字正度，司马炎次子，290-307年在位）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能够悠哉游哉，左右逢缘，游刃有余，不失其位，立于不败立地。

嵇康等七人在百家岩相与友善，朝夕相处，形影相随，把酒言欢，肆意欢宴。常常一起携手竹林游、举办竹林宴、召开竹林会，酣畅淋漓之际，借竹林酒兴，尽撒竹林欢，聊发竹林狂，远离尘世喧嚣繁华和权力争斗，笑傲江湖，置身凡尘事外，远离凡俗纷争。

这正是：

饕餮酒宴对知己，珍馐佳肴待士贤。

人生如意再进酒，莫使金樽空对月。

十三、千古文章载千古，贤士风采传贤风

放任不羁的性格，邈视权贵的处世态度，恃才傲物的个人秉性，崇尚自然的个人爱好，嗜酒如狂的生活习性，超然脱俗的做人原则，让竹林七贤在云台山百家岩这片静土上，形成了志趣相投的文化、艺术、娱乐、交友圈子。

君子有所思行。且思且行，就以文抒意，而文如其人。

在竹林交友的这段巅峰时期，嵇康带领着他的七贤团队，凭借特立的人格大放异彩，以四射的魅力涤荡以往的消沉和颓废，以似火的热情、饱满的乐趣震惊了整体文坛，以别具一格的文学形式打破了文学创作的寂静，势如破竹地树立了崭新的魏晋贤士风尚，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

嵇康既善文，又工于诗，风格清峻。有《嵇康集》传世。他的文章“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语）。《与山巨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等是他的代表作品。诗歌擅长四言诗，文风清新、冷峻、言词表达疾缓有序、开合有度，《幽愤诗》、《赠秀才入军》较有名。他所撰写的《声无哀乐论》是一部音乐评论著作，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而其目的就是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他最擅长弹琴，所弹的《广陵散》为千古一绝，最为著名。另外，他还曾经写作一篇《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他的作品反映出时代思想，并且给后世思想界、文学界带来许多启发。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阮籍有文集十卷，《全晋文》录入五卷，《为子淳尤辞召见表》、《表谢久不摄职》、《表乞骸骨》、《上疏告退》、《启事》、《答诏问郄诜事》等。同时阮籍在其作品中流露出较浓厚的仙隐思想，如《大人先生传》。但是，却无轻松闲适、飘然轻举的内容，而是充满苦闷、哀伤和孤独的情怀，这是由当时的形势所迫。

阮咸原有文集一卷行世，后来散佚。另有杂著《难答论》二卷(与阮浑合著)与《易义》都已失传；阮咸存世的作品只有《律议》和《与姑书》。

向秀对战国哲学著作《庄子》有很深的研究，曾对《庄子》加以注释，开创玄学注《庄》的新思路，被誉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成为了郭象注《庄子》的蓝本。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现在都已失传。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

在《难嵇叔夜养生论》中，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肯定了“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

而刘伶平生嗜酒，曾作有《酒德颂》一文，宣扬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之情趣，蔑视传统“礼法”，是竹林七贤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另外，有《北芒客舍》诗一首。

这正是：

魏晋玄学魏晋风，柏岩傲骨留百言。

千古文章载千古，贤士风采话七贤。

十四、竹林间摆酒设宴，山溪畔赋诗弹琴

 

“竹林七贤”生逢乱世，正当魏晋江山易主、朝代更替之际，世途艰险，所以，他们常常以隐逸放达的举止来逃避随时可能遭遇的不测之祸。他们或赋诗弹琴，或垂纶长川，在大自然的芳华与清流中，获得心理上的平静和愉悦。

嵇康在《酒会诗》就反映出了诗人和竹林诸贤游览隐逸的生活。

《酒会诗》原文如下：

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百卉吐芳华，崇台邈高跱。

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轻丸毙翔禽，纤纶出鳣鲔。

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

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

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

这首诗前半部分描写纵情山水的乐趣。诗篇以“乐哉”二字领起，一开始就直接流露出诗人置身于大自然中的莫大欢乐。远离了世俗的喧嚣，面对美妙的自然景色，目移神驰，诗人陶醉了!

前四句描写诗人所见美景，写游览之乐:各种花卉芳香馥郁，远方高台隐约峙立，林木枝叶繁茂交掩，深池锦鲤畅游嬉戏。

五到八句描写闲来垂钓的乐趣。“轻丸”二字比喻弹丸出手的迅速有力。纤纶指钓鱼用的丝绳，鳣鲔泛指鱼类。“毙”和“出”二个动词，写出了垂钓者出手不凡，技艺高超。于是，垂钓者博得了众人的同声赞美。美赞，即赞美垂钓的技艺高超。“异气”，指众人。人所禀之气不同，故曰“异气”。“同音轨”即同声之意。

九至十四句描写抚琴饮酒的乐趣，真实地写出了竹林七贤放浪山水、流连琴酒的生活情景。在清流绿水之间，他们饮酒歌唱，弹琴作乐，清雅的琴声随风荡漾。竹林七贤都喜酒，其中阮籍、刘伶、阮咸更嗜酒如命。对音乐，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阮咸，不仅音乐理论的造诣很高，而且是技艺高超的演奏家。嵇康所弹琴曲《广陵散》，更可谓是独步天下，世间无人比拟。此诗的前半部分，以“乐”字为基本的感情色彩。

十五至十八句，诗意有明显转折。内容上由前面的记叙、写景转为抒情，感情色彩由兴高采烈转为幽远深沉。当此游览、酣饮之际，东野子却无法预此欢会，这足以令人憾恨。

东野子指阮侃。侃字德如，仕至河内太守，乃嵇康好友。阮侃有次与嵇康别离，嵇作《与阮德如二首》，说“郢人忽已逝，匠石寝不言。”用《庄子·徐无鬼》中匠石运斤的典故，把阮德如看作难遇的知己。阮作《答嵇康诗》二首，中有“东野多所患，暂往不久停”二句。于此可知，阮曾往东野。至于他暂往东野的原因，则无法考知。或许是去作官。或许因事必须在那边作短期停留。总之，那是个潜伏危机，阮侃不愿长住的地方。

“斯会”二句表现的情绪从前面的欢乐转为哀伤。酒中，指饮酒时至半中间。幽人即高士，指阮侃。诗人既与阮为神交，所以饮酒之时，思友之情便自然袭上心头。“守故”同守常，意谓坚持隐逸之志。这二句补充前二句，说明了诗人为什么“恨无东野子”的内中原因。原来，东野子是幽人高士，与诗人一样以栖隐为高。两人“谈慰臭如兰，畴昔恨不早”，而现在却是别时容易相见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契若金兰的好友天各一方。这当然使诗人遗憾异常了。

诗的最后二旬是说借舜声寄托思念知己之心。“知己”二字，点明了憾恨东野子不在和对他思念之深的全部原因。此诗后半部分，实际上是通过抒写思友之情，表现诗人隐遁避世的高远情趣。这点，也可以说是全诗的意旨所在。从感情色彩来说，以“憾恨”为基调，和前半部分形成鲜明对比，全诗因而显得层次分明。

从写景而言，此诗和建安时期的游览公宴之作相近。但由于时代不同，此篇的精神风貌已与建安游宴诗大异其趣。诗人虽描写大自然的清丽景物，表现置身于山水之中的乐趣，但更深层的却是抒写诗人的玄虚之趣。先是诗人因自然山水之美的激发，欢愉之情腾涌；尔后，却流露出一阵无可名状的哀伤，从而给整首诗蒙上一层暗淡的思辨色彩。这就是嵇康某些诗歌的一大特色。它清楚地反映出由于魏末的时代环境而引起的诗风转变。

嵇康的诗歌风格是信手掂来，高深莫测，志存高远。而阮籍的诗歌风格是主题鲜明，闲云野鹤，空旷神怡。由于嵇康崇尚道家的以自然为宗旨，志气高远，形之于诗，作品境界清虚脱俗，情趣高邈超拔。

这种风格特征，在《酒会诗》一类抒写高蹈遗世、栖隐山林之趣的诗歌中表现尤为明显。

十五、全力创作五言诗，抒情组诗开先河

雁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如果你是一只雄鹰，就不要在乎麻雀怎么看你。因为你要搏击长空，哪怕风雨交加、雷鸣电闪，决不会安身在囚笼里，安享清闲。

你搏击长空的场面，它看不见，你高傲地飞翔在乌云和大海之间的快感，它何尝有过体验？

在蝇营狗苟的行尸走肉中间，清者自清，浊者自贱。

所以，阮籍选择了回归大自然、不应诏当官，远离了肮脏龌龊的政治漩涡。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第五个年号，从公元196年一月到公元220年三月总计二十五年。这个时期的东汉朝廷的政治大权主要由曹操所掌握。这一时期文学领袖很多都是曹家人物，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这一时期，出现了文学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他们分别是：王粲字仲宣，陈琳字孔璋，徐干字伟长，刘桢字公干，应玚字德琏，孔融字文举，阮瑀字元瑜。

阮籍的《咏怀诗》注重炼字，看似语言朴素，不事雕琢，其实意境旨远，用词贴切。通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借景抒情，和形象塑造等，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比兴和形象塑造是《咏怀诗》最重要的艺术手法。《咏怀诗》的思想内容非常复杂而广泛，但突出的是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和对现实的无法忘怀，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种忧愁焦虑的情绪。

阮籍在《咏怀诗》中，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或隐晦寓意，或直抒心迹，表现了诗人深沉的人生悲哀，充满浓郁的哀伤情调和生命意识，无不给人以“陶性灵，发幽思”的人生启悟。

阮籍的诗形象地展现了魏晋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痛苦、抗争、苦闷、绝望的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

创造了《咏怀诗》抒情组诗的阮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调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

他的这一创举和成就，对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组诗的先河，这一新的境界为后世诗歌创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后人给予其“忧时悯乱，兴寄无端，而骏放之致，沉挚之词，诚足以睥睨八荒，牢笼万有”的极高评价。

阮籍之后，诗人争先仿效他的创作方法，对后世作家产生的影响极为深广。如晋左思《咏史》组诗、张载、陶潜(《饮酒》)，南北朝刘宋的鲍照，北周的庾信，唐陈子昂 (《感遇》)，李白(《古风》)等人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广泛涉及现实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无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在这一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竹林七贤在文章创作上大大风光了一番。

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

由于无力反抗司马氏的暴政，又不肯与朝廷同污并垢，阮籍只有消极避世，同时也接受了老庄一脉的虚无主义思想。

阮籍所作的《大人先生传》，全文音节整齐，基本用韵，时见对偶文句，铺排较多，具有赋体风格。

此篇文章对当时司马氏的统治，尤其是虚伪的礼法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斥责和辛辣的嘲讽。

十六、自比拟大人先生，不妥协司马家族

《大人先生传》是一篇赋体散文，中心思想是对老庄理论的宣扬，其中大人先生的原型是“苏门先生”孙登，据《世说新语》描写， “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柄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风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阮籍顿悟，下山回去之后就写了这篇《大人先生传》。也有人认为，大人先生的原型其实是阮籍自己，其中的“自好者非之，无识者怪之”其实是阮籍所处社会的真实写照。“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务也”则反映了阮籍不肯向司马氏妥协的态度。

不论文中的大人先生到底所指何人，这个人物确实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在现实中深受压抑的自我，在幻想中自由舒展的想象。

阮籍正是想借这样一个人物将自己从黑暗的现实中解脱出来，故而以华丽的语言、铿锵有力的音调，展开一场缥缈的想象。

在阮籍生活的时代，司马氏的暴政横行天下，政治黑暗残暴，一些有骨气的文人不肯与朝廷同流合污，只有消极避世。

部分人接受了老庄一脉的虚无主义思想，要么佯狂、纵酒，要么服药、清谈，于是玄学思想在魏晋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阮籍也是其中的一员。

开篇阮籍首先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想法和行为，然后为自己进行解释和辩护。阮籍对儒教中的“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展开了激烈的讽刺和批判，并将矛头直接指向当权者，指责司马氏“假廉而成贪。内险而一。”他以永恒之道和变化无穷的世界为参照，指出“礼法”只是短暂时问里的产物。对于从“礼法”中获得利益的君子，作者更是嗤之以鼻。他认为“礼法”只不过是封建社会贪婪的装饰，“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一句更是透彻有力地揭露了统治者统治的真相。

《大人先生传》中通过对自身处境的深刻思考，涉及一些相对深奥的人生问题：人虽然具有很高的自由追求，却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完全的自由。这一点矛盾，也促使人们对自身本性进行反省。文中的“大人先生”反观人生，并探索了人的永恒本质，可以说是作者的精神化身。

在黑暗的现实中，知音稀少的阮籍是孤独的。他对司马氏权下的社会心怀不满，不肯向其低头，却只能将这种不吐不快的情绪蕴涵在晦涩的文里。阮籍的文字瑰丽绝世，他骄傲的头从不肯向司马氏低下，可他的悲哀和伤痛以及心中的块垒，只能“常借酒浇之”。

《大人先生传》虽然篇幅很长，但实际上并不难理解。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作者的内心状态。如果说文中所描绘的“大人先生”正是阮籍自身的写照的话，那他算是幸福的，因为他笔下的“大人先生”最终是“从此去，天下莫知所终极”，这无疑是阮籍最好的结局。

魏晋是散文进一步骈化的时代，阮籍的文章，也喜用铺排之笔，辞采富丽，又使用很多对偶句，并以单行散句交错其间，使之奇偶相生，整齐中见变化。

而同一时期，刘伶所作的《酒德颂》则是一篇骈文。这篇文章虚构了两组对立的人物形象，一是“唯酒是务”的大人形象，一是贵介公子和缙绅处士，他们代表了两种处世态度。大人先生纵情任性，沉醉于酒中，睥睨万物，不受羁绊;而贵介公子和缙绅处士则拘泥礼教，死守礼法，不敢越雷池半步。此文以颂酒为名，表达了作者刘伶超脱世俗、蔑视礼法的鲜明态度。文章行文轻灵，笔意恣肆，刻画生动，语言幽默，不见雕琢之迹。

这篇骈文全篇以一个虚拟的“大人先生”为主体，借饮酒表明了一种随心所欲，纵意所如的生活态度，并对封建礼法和士大夫们作了辛辣的讽刺。语言形象生动，清逸超拔，音韵铿锵，主客对峙，铺叙有致，文气浩荡，笔酣墨饱，有飘然出尘，凌云傲世之感。作者把那些“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们的丑态和“大人先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悠然自在相对比，达到了鲜明的讽刺效果。作者极力渲染了酒醉后的怡然陶醉之感，视缙绅公子们如虫豕一般，于不动声色之中作了尽情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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