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园诗词汇稿》第六卷最后修订稿
2016-10-08 16:59:34A-A+
【李白《清平调》三首探秘】李白《清平调》三首探秘
【本文序要】李白的《清平调》三首,一千多年来都认为是写杨贵妃的,从无异议。但是在这一主旨之下,历代诗评家们却对其中诗句的具体解释争论不休,全诗亦不得通解。笔者因此对写杨贵妃一说,产生怀疑。于是近年来,先后查阅相关的史典和著述,仔细对此成说予以求证探索。发现这三首诗,原来是李白在沉香亭为唐玄宗追念他青梅竹马的表妹,即后来与他感情笃深的武惠妃而作。为此,即以此篇读书札记,就教于专家学者与同好,以求赐正。
【一】一千多年以来,对这三首诗令人疑惑丛生的解释。
先引原诗。李白《清平调》三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李白的这三首清平调,想落天外,音韵协美;笔下空阔,一咏三叹。一千多年以来历代的诗评家们,都认为是赞颂杨贵妃绝代风华之作。其中以清代学者沈德潜在《唐诗别裁》和而后的学者喻守真在《唐诗三百首详析》中所言,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影响广泛。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对这三首诗的注解中,认为此诗:“三章合花与人言之,风流旖旎,绝世丰神。或谓首章咏妃子,次章咏花,三章合咏,殊见执滞。”其中第一首写人,即是杨贵妃;第二首写花,即是沉香亭花园的牡丹;第三首人花合咏,那就是妃子和牡丹都见“绝世丰神”了。沈氏的阐释并无太多争议,《唐诗摘抄》《唐诗选胜直解》《乐府诗集》《唐诗笺注》等书,都作如是说。
但是,在颂扬贵妃的主题之下,对诗句的具体解释,却是历来争论不休。尤其是“巫山”“飞燕”两处用典,是有意为之还是不慎成祸,莫衷一是。《李杜二家诗钞评林》一书就说:“巫山妖梦,昭阳祸水,微文隐讽,风人之旨。” 李白诗中见讽,微言大义,似乎是故意而为了。但喻守真在《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对这三首诗的注解,却说巫山一典“以巫山云雨的虚妄,以衬妃子之沐实惠。” 后两句他的解释是飞燕一典,“意到笔随”“以飞燕比太真”,是“以飞燕徒靠新妆专宠,衬妃子之天然”。李白对杨贵妃是“极力揄扬而终成讽谏,并因此罹祸”云云。他认为李白用典不慎,无意中讥讽了贵妃,好心办了坏事。但是,云雨巫山无非是说两情欢会,贵妃也正侍奉在前,怎么就忽然枉断肠了?两句诗合为一处,也很难体味出以虚妄衬托实惠的那个意思来。
至于第三首最后两句中的“无限恨”“倚栏杆”,喻守真则自己也陷入满头雾水,不能确解。只是含胡地说“用意十分深刻,不易猜解”,或有“恨春风吹拂之不常,恨名花有零落之日,美人有迟暮之时”的意思。人是妃子,花是牡丹,但是这花终将零落,妃子也终将老去;所以就“无限恨”,去“倚栏杆”了。当着玄宗和贵妃的面说这些,颂扬妃子已经离题,同时也是太煞风景了吧。李白写诗,究竟是为唐玄宗助兴来了还是败兴来了呢?喻氏的解释真是令人生疑。
更有意思的是,还早在元代,就有一位专门研究李白的诗评家萧士赟,在其《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一书中,则认为飞燕一典,讽刺的不是杨贵妃与赵飞燕能有一比,而是讽刺贵妃曾作寿王妃的事。而另有一位清代的诗评家王琦,在他编著的《李太白全集辑注》中,却反对上面的说法,他认为:“力士之谮恶矣,萧氏所解则尤甚。而揆之太白起草之时,则安有是哉!巫山云雨、汉宫飞燕,唐人用之已为数见不鲜之典实。(李白)乃敢以宫闱暗昧之事,君上所讳言者而微辞隐喻之,将期君知之耶,亦不期君知之耶?如其不知,言亦何益?如其知之,是批龙之逆鳞而履虎尾也。非至愚极妄之人,当不为此。”
他的观点是这三首诗,其意还是李白真心颂扬贵妃,并无刺讽在内。当代学者金性尧先生,在他写的《唐诗三百首新注》一书中同意王琦的看法,但他又对萧士赟和王琦两种不同解释作评判说:“就李诗的修辞用典来看,也难免使后人有些猜疑”。金先生这些话也是模而糊之,言无确解。不过,王琦的看法还真是很有见识的。如果李白确是讽刺杨贵妃曾做寿王妃一事,岂不是把玄宗本人也裹挟在内了。
遍查历代对这三首诗的评注,像这样隔代喊话、互相撕扯的例子真是不少。但是有一点却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都认为这三首诗是颂扬杨贵妃的,从来无人质疑,似乎铁定一般。事情的本原果真如此吗?说是写的杨贵妃,解释起来却有诸多障碍,磕磕绊绊不能通会。那么,是否有另外一种可能,当时写的就不是杨贵妃而是另有其人呢?
以常理论,就李白而言,他如果真的是承命赞誉贵妃,也真的是颂扬得够可以了,不免使人觉得有谄媚之嫌。李白当时已是供奉翰林,这是个清闲差事,虽并非李白所愿,但李白此时已是才名大噪,有诗必为人传。写这三首诗是李白第二次进长安的时候,当时他结交的都是达官显贵,比如玄宗的亲妹妹玉真公主,汝阳王李琎,朝中重臣名宿王昌龄、贺知章、崔宗之等等。李白如果想离职高就,有这些人从中斡旋就足够了,只是时间而已。李白没有借机巴结杨贵妃的必要。如果说,圣命难违,那就铺排华丽、四平八稳的来写几首应制诗来,岂不省事。况且李白本职工作就是干这个的,供奉翰林吗。他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这亟须审慎对待的应诏而作的应制诗上,如喻守真所言“意到笔随”地信马由缰,滥用典事。以致惹出很多麻烦害了自己,也让后人不得其解,聚讼纷纭。
再者说,当时,关于杨贵妃及其姊妹和这皇帝老头儿的种种情事,早已播散于坊间里巷。这也是后来一些关于杨贵妃野史小说的最初蓝本。对这些,李白安能不知?不止如此,李白结交的王公贵胄,朝臣文士,对此情事最为接近,也应当是私下里最直接的议论者。李白身在其中耳濡目染,加之心性高傲,应该说他对杨贵妃的恶见,应该更深切一些才对。不要说是李白,就是困守长安十年,不得官做的忠厚好人杜甫,也都写诗讽刺过杨贵妃。如写于安史之乱以前的《丽人行》,其中甚至说出了“杨花落雪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这样刻薄的讥讽杨贵妃一家子兄妹乱伦的诗句。
由此可见,杨贵妃绝不是一位值得李白这样赞颂的妃子。尽管她花容月好,尽管她精通音律,尽管她也懂些诗文,还是一位大舞蹈家。李白在赐金还山离开长安后,曾写过《雪谗诗赠友人》一诗:
“彼妇人之猖狂, 不如鹊之强强; 彼妇人之淫昏, 不如鹑之奔奔。”
诗里所说的“ 彼妇人” , 就是杨贵妃,于中可见李白对她的厌恶。中国文人,历来有美人情结。有故事的美人一出,毁誉并至。有唐一朝,与杨贵妃相关的诗就有一百四五十首流传下来。誉之者以《长恨歌》为最,毁之者更不在少数。比如晚唐人张祜的这一首:
“虢国潜行韩国随,宜春深院映花枝。金舆远幸无人见,偷把邠王小管吹。”
诗中就把贵妃与邠王有私情,明皇吃醋,便将贵妃赶走回家一事端了出来。
【李白《清平调》三首探秘】【二】这三首诗,是在特定情境下,为唐玄宗特别定制的应制诗。
这三首诗,原本是李白在沉香亭应唐玄宗之诏而作,虽是歌词,类属却是应制诗。那就再从应制诗说起。
《奉和圣制经邹鲁祭孔子应制》张说
孔圣家邹鲁,儒风蔼典坟。龙骖回旧宅,凤德咏馀芬。入室神如在,升堂乐似闻。悬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
《蓬莱三殿侍宴奉敕咏终南山应制》杜审言
北斗挂城边,南山倚殿前。云标金阙迥,树杪玉堂悬。半岭通佳气,中峰绕瑞烟。小臣持献寿,长此戴尧天。
《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王维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
上面所引唐人的应制诗,都是出自大家手笔,是应制诗的范本。从中可以看出,应制诗大多都是就眼前事拿来吟咏,与皇帝老子的行止作为密切相关。或宴饮,或游赏,或猎狩,或祭祀,或封祝,或庆功,或记盛。。。君臣唱和也好,臣子单方奉进也好,题目都是君上所出,奉和者,顺着这个杆子往上爬。这种诗的体例,自初唐而下渐成气象。唐时以诗取士。应制诗也就因此成了读书士子的必修课。唐人写这种诗体最好的应该是张说,宋之问,张九龄诸位。应制诗是古诗中别具的题材,一个很大的学术命题。前几年,一位大学教授程建虎曾有专著《中古应制诗的双重观照》,洋洋三十多万字,对应制诗的写法立意、语言特点、政治功用,乃至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做过深入的剖析和探讨。这里姑且不论。
倒是应该明确的是,应制诗总的要求是要堂皇富丽,雅正端庄。一定要写出山川俯仰,沐浴圣恩,四海一统,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来,实在是现今流行的老干体诗词的鼻祖。上面所举的几首,无一不符合这种规矩。写应制诗者,还必须把自己这个小我,幻化成一个替万方臣民代言的大我,完成两个字的主题:颂扬。要把皇帝老子奉承得晕晕乎乎,忘其所以;血压不高,腰背不痛,不咳不喘,通体舒泰为要。即便是有的重臣巨僚,要在应制诗里有所进言,也要说得含蓄而又含蓄,藏而不露。在这个总体要求下,应制诗也就有了一些避讳,虽是不成文的的规矩,但却是必须牢记的,不能违反。应制诗的避讳,大体应该有以下几处:
一是用典务必精切,尤其要用正面的典。
二是决不能随便把当今帝妃与以往帝妃作比。秦皇汉武都不行,因为他们不是完人。只有尧舜可以,因为那才是百分之百的圣君。
三是讽喻之言不能有,也绝对不能报忧。应制诗不需要这个。
四是即便有所期望,也要写的似有似无,微含不漏,慎之又慎。
五是恨言愁语、说悲诉怨的词,都不能用。涉嫌不够祥瑞、不够吉利的字眼儿也要避掉。
六是应制诗写法,无论前面怎样起笔,中间怎么铺排,最后结尾一般都要落到当今的圣德上,完成歌颂的主题。
按照以上标准,仔细推敲这三首诗,就更有很多疑惑在里面。
一是第一首起手,便连用了两个“想”字。想,从字面解,就是想起、想念、思念之意。这个字下得很是出奇,究竟该做何解?金性尧把“云想、花想”一句解释为“云想比作你的衣裳,花想比作你的容貌”,想字之下平添了“比作”之意,很是勉强。云想、花想,无非是以虚写实。作比之词定有所托,而所托的又是何人何事?第一首诗后两句,解释成赞誉妃子美貌,宛同瑶台仙女,世上没有,这个可通。如果是说人已不在世上,只能在瑶台相会,是不是也可通呢?况且第一句就连用”想“字。后两首又有“枉断肠”“无限恨”这样动情的句子,前后联系起来,就很有可能是写玄宗对某个逝去妃子的追念,而”花想、云想“即是所托之辞。
这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群玉山位于西方,是西王母的地盘;瑶台,则是传说西王母的居处,仙界也。晋朝王嘉《拾遗集 昆仑山》记载此山:“傍有瑶臺十二,各广千步,皆五色玉为臺基。”以瑶台形容某处好风景如同仙境,这很常用。如果说某某人去了瑶台,这就不是件好事情了。驾鹤西去,身赴瑶台,倒是平常用来说人仙逝的。一位活脱脱的贵妃,就在眼前。如果李白是真心要把她说成仙子一样美丽,可以设成比喻的取象多了去了,以李白的才气这有何难,为什么全无避讳,偏偏要这样来写?
二是第二首后两句,拿汉宫说事儿,拉出个飞燕来。飞燕因貌美善舞受宠,贵为皇后、皇太后,却因淫乱宫闱而被废赐死(一说自尽)。而贵妃当时正因受宠而红得发紫,随便就把当朝至高无上的杨太真,和前朝不作相的妃子相比,这也是绝对犯忌的事。写应制诗不许来这一套,谁也不敢这样造次。
三是诗中第二首已有”枉断肠“这样的动情之语,最后一首的又写“春风无限恨”,断肠为何?无限恨又是为何?如果玄宗此时如后来的笔记小说所言,有最宠爱的美人作陪,又有盛开的牡丹可赏,李龟年和梨园弟子笙箫鼓乐随同伺候,情绪兴致又是那样的春意勃发,又为何”断肠“,转而生恨,而且”无限“?李白为何用此极端的词语?全诗结尾两句,“解释春风无限恨,沈香亭北倚栏杆”,更是写尽孤独伤感之意,把前句的“无限恨”伸展成为具体的人物形象,完全没有归到歌功颂德上,而是写愁和恨的哀伤气氛。应制诗中从来不见这样反常的结尾,这不是正路子。
四是李白如此造次犯忌的诗作,却得到玄宗的极度欣赏,立即入谱成歌,反复吟唱。甚至如野史所说,还亲自吹笛伴奏。玄宗博学好文,在诗词方面也不是个糊涂人。所有这一切,都究竟是怎么回事?其他的疑惑都可以不论,单就“枉断肠”“无限恨”这两个很极端的情感用语来说,在有唐一朝,流传至今的七百四十余首应制诗当中,笔者逐一检验,就根本没有这样的词句,类似的词句也没有。这些疑惑,更是李白酒后醉写,有失检点所不能解释得了的。李白带醉到沉香亭不假,但是已经被一顿凉水浇醒了,他怎么还敢如此荒唐?
李白的应制诗,保留下来的还有《宫中行乐词》,这也是李白应玄宗之命而作的应制诗,一共八首连章,引录几首作为对比: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
卢橘为秦树,蒲萄出汉宫。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笛奏龙吟水,萧鸣凤下空。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
玉树春归日,金宫乐事多。後庭朝未入,轻辇夜相过。笑出花间语,娇来竹下歌。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嫦蛾。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宫莺娇欲醉,檐燕语还飞。迟日明歌席,新花艳舞衣。晚来移彩仗,行乐泥光辉。
李白还有一首,《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也是在沉香亭花园里写的,一并引录:
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萦烟袅娜拂绮城。垂丝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鸟相和鸣,间关早得春风情。春风卷入碧云去,千门万户皆春声。是时君王在镐京,五云垂晖耀紫清。仗出金宫随日转,天回玉辇绕花行。始向蓬莱看舞鹤,还过茝石听新莺。新莺飞绕上林苑,愿入箫韶杂凤笙。
在这几首诗中,且不说那宫中的花鸟草木,池亭殿阁,是如何的沐日生辉。就连夜晚,也是那么与众不同。“晚来行彩仗,行乐泥光辉”“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嫦蛾”。写了愁,但愁的是“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其中更多的都是“日出瞻佳气,葱葱绕圣君”,或者“仗出金宫随日转,天回玉辇绕花行。始向蓬莱看舞鹤,还过茝石听新莺”。这些都是颂圣的句子,都是出自李白之手,味道、色彩却与《清平调》完全不同。简直让人不能相信,《清平调》三首,还是应制诗吗?
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李白上面的应制诗都是应制诗的正格,走的是平常都习惯并遵循的老路子;而《清平调》三首,确是在应制诗中的标新立异了。李白何以至此?那就只能说,这三首诗不是平常所见的应制诗,更不是群臣乌鸦一般的噪噪唱和。而是一对一的单挑。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按照玄宗的特定心思,为玄宗特别定制的应制诗。因此诗中遣词寄意,就与一般的应制诗大有不同。【李白《清平调》三首探秘】
【三】《新唐书》等正史中 ,所记载的写这三首诗的具体情景。
为探个究竟,不妨拿出点史料来,看一看当时写这三首诗的具体情形。《全唐诗》以及后来的《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集》《唐诗举要》等历代唐诗选本,都辑入李白的这三首《清平调》。但都没有关于这三首诗写作的具体背景。有所记载的,是在下面的几部正史当中。
《新唐书 李白传》:
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靧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擿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脩,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
《旧唐书 李白传》:
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时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傍若无人。
《唐才子传 李白》:
天宝初,自蜀至长安,道未振,以所业投贺知章,读至《蜀道难》,叹曰:“子谪仙人也。”乃解金龟换酒,终日相乐。遂荐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时事,因奏颂一篇,帝喜,赐食,亲为调羹,诏供奉翰林。尝大醉,上前草诏,使高力士脱靴,力士耻之,摘其《清平调》中飞燕事,以激怒贵妃,帝每欲与官,妃辄沮之。白益傲放,与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饮酒人仙”。恳求还山,赐黄金,诏放归。
以上史料,关于李白写这三首诗的情形,《新唐书 李白传》所记最为详细,余后两篇,则可作为李白因为这三首诗,而遭高力士和杨贵妃谗害的佐证。从中不难初步明确以下几点:
1,《清平调》确为应命而作的应制诗,作词的地点是沉香亭。
2,作这三首诗的原因是老皇帝“意有所感”,写成后,深得玄宗赏识和喜爱。
3,写诗的当时,杨贵妃在不在场,亦或是不是称颂贵妃,正史中概无记载。
4,李白先使高力士脱靴在先,高力士以其《清平调》诗挑拨贵妃在后推断其缘由,不外是玄宗令李白写诗追念惠妃,诗中又对惠妃大加赞誉;杨贵妃心怀怨怼,又不好向玄宗发泄,李白因此成了此事的替罪羊,这才给高力士以可乘之机。但这并不能证明诗中飞燕就是讽刺贵妃,同时也不能证明这三首诗就是写贵妃的。玄宗和贵妃都是懂诗词的人,玄宗且有诗六十余篇传于后世。李白诗中用典不当,涉嫌讽人,玄宗不会看不出来,更不会深加喜爱。如果真是当面赞誉贵妃又讥讽了她,这不仅与情理不通,也无需高力士点明,杨贵妃亦可当场自断。
【李白《清平调》三首探秘】【四】唐玄宗在沉香亭子,意有所感,到底感了什么?
再就上面的史籍记载,来说沉香亭。
“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靧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这座沉香亭,是唐时兴庆宫内的一座花园。兴庆宫在长安城东南原来的隆庆坊内,隆庆池一侧。隆庆坊是唐玄宗做王子时的旧宅,玄宗登基后,为避名讳的隆字,则更名兴庆宫,隆池则更名为龙池。玄宗的青年时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直至继了大统才离开这里。玄宗与太平公主发动政变的时候,就住在此处。应该说,这座园子和玄宗的渊源极深。玄宗对这座园子的情感记忆,也应当与其他地方大有不同。
那么,唐玄宗旧居重游,“意有所感”,到底是“感”了些什么呢?《新唐书》未述其详。按常理推想当此之时,所感者有二:一是感时感景,二是感人感事,绝无其他。
先从感时感景说。帝苑花园说来就来,四时之景尽赏其遍。假如真是因为这一次,花好人美,春光宜人,需要歌之曲之以尽兴致;或者玄宗真的有些伤感,惜春之不能永驻,名花不能常开,美人也终有迟暮的一天,则梨园中能尽此情的乐曲篇章多矣。一般说来,大可不必兴师动众非去把李白找来,再造新词。况且全诗虽以花作托,但分明都是在写人。感时感景的这种可能,即可以排除在外。
再从感人感事说。“意有所感” 这四个字,出现在正史当中,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而且语见深沉,沉香亭是玄宗青年时的旧居,这次来此,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怀旧也是这个年纪人通常的心理情结。因此可以断定,“意有所感”,说得当是感事感人,才特召李白前来填词的。想必是因为所感不同一般,似乎能道出他心中块垒的,非李白这样的大才莫属。另外从诗的本身来看,李白在诗中的用语都很动情,而且玄宗十分赏识。所以《新唐书》有言:“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这就证明玄宗所感之事之人,在他的心中,或者说在他六十多年的生涯里,占据的位置相当重要。这几句评语中,婉丽,是说诗的风格。精切,是说对诗中所言的人和事,把握的精准到位;“枉断肠”“无限恨”这样的字眼,用的恰到好处,绝不是夸大其词。无留思,则是说李白的这三首诗,既为玄宗代言,确实是把玄宗心中的“意有所感”,感的一干二净,真是写到老皇帝的心坎子里面去了。
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新唐书》的史学地位和作者。《新唐书》成书于宋朝,为区别《旧唐书》而得名。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地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认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上比《旧唐书》强了很多,这也被后世所公认。其主要作者宋祁是诗人和词作家,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另一位主要作者欧阳修,则是大文学家,倡导诗风词风的改革,是当时文坛很有见识的领袖。他们下笔言事说人,当然不同一般,也必然细心考究以不负盛名。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文坛的名家高手。
据此推断,事情的原本应当是李白写诗的当时,杨贵妃并不在现场。如果在场,《新唐书》《旧唐书》不会一概没有贵妃的记载。《旧唐书》中所记:“倾之成十余章”,是把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十首现存八首)》与《清平调》词三首弄错位了。这在《新唐书》中,都一一作了更正和补充。可见《新唐书》的作者,对李白沉香亭写诗一节,的确仔细考证过。再者,帝坐亭子,意有所感,李白醉酒不醒,以水喷面,援笔成文,这样的细节都有了,而奉陪左右被颂扬的主角,却一字不提,于情理实在不通。须知,在写《新唐书》的时候,李白称颂贵妃一说,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写史者不会不知。这也就是说,至少欧阳修等人并没有对称颂贵妃一说加以肯定。从疑不记,这是撰史的律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前面提出的《清平调》是为玄宗感人感事,即和沉香亭子密切相关的人和事,是靠得住的结论。
那么,感事,什么事?感人,感的是哪一位?
【李白《清平调》三首探秘】【五】关于唐玄宗和他的几位妃子
就事而言,在旧居感事,那就是往事,年青时候的往事,并与此宅此亭及其主人密切相关。但是这座旧居,以往与杨贵妃毫无瓜葛,写诗时她刚刚进宫不久,昔日这座园子里根本没有她。而这三首《清平调》又确实是在写妃子,就一定不是杨贵妃了。那么到底是哪一位妃子,在这个地方,春光大好、百花盛开的时节,让六十多岁的老皇帝,去“解释春风无限恨, 沉香亭北倚栏杆”,伤情到如此地步呢?至此,再来考察唐玄宗昔日的妃子们。
在说妃子之前,先来说说玄宗本人。
唐玄宗是唐朝第七位皇帝,唐太宗曾孙,武则天的孙子,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母昭成窦皇后(窦德妃)。六八五年八月初五唐玄宗李隆基出生。玄宗个人素质优秀,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多才多艺。神龙元年(七0五年)中宗李显即位,重建唐国号,但政柄却旁落在皇后韦氏手中。中宗去世后,韦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七一0年七月二十一日(景龙四年六月二十日),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唐高宗与武则天之女)联合发动宫廷政变,杀韦后与安乐公主等,拥其父唐睿宗李旦复位,被其父立为太子。七一二年(延和元年)八月,睿宗传位于太子,退为太上皇。李隆基即位,改元先天,是为玄宗。不久太平公主又欲发动宫廷政变以废玄宗,玄宗乃与郭元振、王毛仲、高力士等人,于先天二年(七一三年)先发制人,赐太平公主死,尽诛其余党,改年开元。玄宗当时二十七岁。玄宗开元年间,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大唐开元盛世,就是他在位时亲手缔造的,晚年之前曾是一位很不错的政治家。
关于唐玄宗的妃子,后宫里先后有王皇后,武惠妃等等。这其中,赵丽妃、刘秀妃和皇甫德仪妃,虽然也得到过玄宗的宠爱,但在玄宗的宫廷生活中,不占什么重要地位。在玄宗即位,即开始宠幸武惠妃之后,都相继失宠。完全可以排除在外。其中真正比较有重量的,则是王皇后和武惠妃两个人,而且在写《清平调》的时候都已经不在人世。
《新唐书 后妃上》中有关于王皇后的记载,节录如下:
玄宗废后王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后。上为临淄王时,纳后为妃。上将起事,颇预密谋,赞成大业。先天元年,为皇后,以父仁皎为太仆卿,累加开府仪同三司、邠国公。后兄守一以后无子,常惧有废立,导以符厌之事。有左道僧明悟为祭南北斗,刻霹雳木,书天地字及上讳,合而佩之,且祝曰:“佩此有子,当与则天皇后为比。”事发,上亲究之,皆验。开元十二年秋七月己卯,下制曰:“皇后王氏,天命不祐,华而不实。造起狱讼,朋扇朝廷,见无将之心,有可讳之恶。焉得敬承宗庙,母仪天下?可废为庶人,别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为国大计,盖非获已。”守一赐死。其年十月,庶人卒,以一品礼葬于无相寺。宝应元年,雪免,复尊为皇后。
从以上记载看,王皇后早年在政治上支持玄宗政变,是玄宗即位被册封为皇后的主要原因。而王皇后的被废,直接原因是王皇后和她的兄长王守一,合伙干的一桩蠢事。其兄恐其不曾生育而被废,找了一位叫明悟的邪僧,在一块天雷劈过的破木头上,刻下玄宗的名讳,让皇后佩戴于身,以求子嗣,事发被废。她与玄宗之间的感情可想而知,完全可以排除在外。
说完王皇后,再说武惠妃。《旧唐书 列传第一 后妃上》:
武惠妃(六九九年-七三七年)
玄宗贞顺皇后武氏,则天从父兄子恒安王攸止女也。攸止卒后,后尚幼,随例入宫。上即位,渐承恩宠。及王庶人废后,特赐号为惠妃,宫中礼秩,一同皇后。所生母杨氏,封为郑国夫人。同母弟忠,累迁国子祭酒;信,秘书监。惠妃开元初产夏悼王及怀哀王、上仙公主,并襁褓不育,上特垂伤悼。及生寿王瑁,不敢养于宫中,命宁王宪于外养之。又生盛王琦,咸宜、太华二公主。惠妃以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年四十余。下制曰: '存有懿范,没有宠章,岂独被于朝班,故乃施于亚政,可以垂裕,斯为通典。故惠妃武氏,少而婉顺,长而贤明,行合礼经,言应图史。承戚里之华胄,升后庭之峻秩,贵而不恃,谦而益光。以道饬躬,以和逮下,四德粲其兼备,六宫咨而是则。法度在己,靡资珩佩;躬俭化人,率先絺纮。夙有奇表,将加正位,前后固让,辞而不受,奄至沦殁,载深感悼,遂使玉衣之庆,不及于生前;象服之荣,徒增于身后。可赠贞顺皇后,宜令所司择日命。' 葬于敬陵。。。(略)立庙于京中昊天观南,乾元之后,祠享亦绝。
除此而外,仔细考察玄宗与惠妃的关系,因为相关史料太多,不再一一转引,简要概述于下:
一,武惠妃的父亲是恒安王武攸止,玄宗的表叔;玄宗和惠妃是表兄妹。因为武攸止早死,惠妃自小养在宫中,后为宫女。七一0年玄宗政变杀韦氏一族,惠妃便归到玄宗的兴庆宫(即沉香亭所在的隆庆坊)为侍女。七一二年玄宗即位,这位大哥哥对这位年及十四岁的小表妹更加喜爱,终得宠幸。当时,玄宗二十七岁。
二,开元十二年(七二四年),玄宗废正室王皇后,封武氏为惠妃,等同皇后。这一年,武惠妃二十五岁。(另根据武惠妃母杨氏的神道碑记载,惠妃在开元十年已获封惠妃)。在玄宗宫中,武惠妃等同皇后十四年,为后宫实际上的第一领导者。玄宗曾想正式册立惠妃为皇后。但有大臣阻止,说武氏家族名声不好,怕惹起政治是非。加之当时太子瑛已立,武惠妃复又有子,立惠妃为后,于太子位不利,这才作罢。惠妃不及四十岁去世,先后为玄宗生了七个孩子,前三个夭折。玄宗对惠妃的宠爱始终不衰,生了这么多孩子应该就是明证。
三,当时太子李瑛(生母为赵丽妃)不是惠妃所生,为惠妃缘故,玄宗曾经想要废黜太子,中书张九龄等人劝谏,此事被搁置。但是在惠妃和太子这场矛盾中,玄宗始终站在惠妃一边。张九龄罢相后,继任的李林甫这场的矛盾中,表面骑墙,其实因惠妃甚爱其子寿王,便偏向惠妃以邀宠。后来惠妃女儿咸宜公主的驸马杨洄,告发太子李瑛,鄂王、光王等三王(鄂王,皇甫德仪妃所生,光王亦为刘秀妃所生,其母皆失宠)常聚一处发泄不满,欲谋不轨。玄宗便下定决心废三王为庶人。不久,这三位庶人被赐死。这不能不说玄宗对武惠妃是相当偏爱的。惠妃华年早逝,玄宗更是极其哀伤,以致“日渐憔悴,后宫无尽意者”,从中也可看出惠妃容貌也非同一般,这才惹出杨贵妃进宫的一段故事。
四,玄宗欲立惠妃为后而不能,完全是政治的原因。仇视武氏一族,是则天皇帝之后的一种政治思维的定势。武惠妃这位武则天的侄孙女,也就跟着吃了一个政治上的大瓜落儿。玄宗本是性情中人,皇后册立不成,我就干脆不设皇后罢了,从此玄宗一朝,就再无皇后一说。从中也可以看出唐玄宗与武惠妃一往情深。被废的王皇后,因为 ”久无子,而武妃稍有宠,后不平,显诋之。然(惠妃)抚下有恩,终无谮短者“。这是《新唐书》中的记载。从中不难看出武惠妃在后宫中的地位和影响。
五,惠妃去世后,玄宗下诏册封她为贞顺皇后。诏书中所言惠妃:“少而婉顺,长而贤明,行合礼经,言应图史。承戚里之华胄,升后庭之峻秩,贵而不恃,谦而益光。以道饬躬,以和逮下,四德粲其兼备,六宫咨而是则。。。(以下略)”从这些句子看,玄宗对惠妃,真可谓赞誉隆厚。玄宗心中,对武惠妃应当是有愧疚的,那就是惠妃生前没能名正言顺地当上皇后。死后册封,还给她一个早应该得到的名分,进一步证明证帝妃之间的感情,不同寻常。
综上所述,可见惠妃在玄宗心中的份量,远非其他妃后以及后到的杨贵妃可比。
【李白《清平调》三首探秘】【六】玄宗在沉香亭意有所感,感的就是当年的武惠妃,以及他们之间的往事。
由此可见,玄宗在沉香亭“意有所感”,并且和某一位妃子相关,那么,感的就是武惠妃这个人,以及当年玄宗在隆庆坊,与武惠妃之间从侍女到妃子的往事,他人莫属。
唐玄宗与惠妃之间的感情,的确也非其余的妃子可比,还可以正史的下面记载中看到。《资治通鉴 唐纪 三十》记载:
“开元二十三年。唐初,公主实封止三百户,中宗时,太平公主至五千户,率以七丁为限。开元以来,皇妹止千户,皇女又半之,皆以三丁为限;驸马皆除三品员外官,而不任以职事。公主邑入少,至不能具车服,左右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赋,非我所有。战士出死力,赏不过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户邪?且欲使之知俭啬耳。秋,七月,咸宜公主将下嫁,始加实封至千户。公主,武惠妃之女也。于是诸公主皆加至千户。”
这段记载,证实唐玄宗对惠妃所生的子女,也都是爱屋及乌恩赐有加,不惜打破成例。开元二十三年时,公主实封五百户,等到这年七月,惠妃的女儿咸宜公主下嫁,则翻了一番加封至千户,其他公主因此借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唐玄宗对惠妃感情深厚,始终不衰。
再查《全唐文》(中华书局 一九八三年影印嘉庆本),内有《贞顺皇后哀册文》:
”维开元二十五年岁次丁丑十二月庚子朔七日丙午,惠妃武氏薨於兴庆宫之前院,移殡春宫丽正殿之西阶。粤翌日,乃命有司持节册谥曰贞顺皇后,以旌德饰终也。洎明年春二月己亥朔二十二日庚申,将迁座於敬陵,礼也。启攒涂於春禁,候重门於初旭,转灵卫於金根,缅哀怀於上国。亦既有命,铭於贞王。其词曰:。。。(以下略)“
另据《资治通鉴 唐纪二十七》记载 :
“开元二年,宋王成器等请献兴庆坊宅院为离宫;甲寅,制许之,始作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题其西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上或登楼,闻王奏乐,则召升楼同宴,或幸其居尽欢,赏赉优渥。“
从这两篇史料来看。武惠妃恰恰是在兴庆宫去世的,也就是沉香亭花园所在的离宫。虽然玄宗继位后,此宅曾一度为宋王李成器所居,但为时不过两年。这里不仅是唐玄宗当太子时和惠妃(当时为太子侍女)居住的旧宅,更是惠妃归天,唐玄宗的伤心之地。这也为唐玄宗重回旧居,在兴庆宫的沉香亭花园思念武惠妃,令李白写《清平调》词,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佐证。
及至唐玄宗此番到沉香亭,武惠妃的音容笑貌,应该是历历在目了。玄宗的青春就留在这里,而武惠妃这位青梅竹马的小表妹就在此处,于玄宗的身边长大成人,由相亲而至宠幸。这里的花草亭台、池林小径之间,一定有很多仅仅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故事。还应当说,即使是当年的王子做了皇帝之后移居大内,沉香亭这座老宅,也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但是这次完全不同。
这是在三十六之后。当年的那位少女,中年早逝已经不在人间,挚爱他的那位当年的王子也已是暮年。回首往事,经过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比如太子的废立,比如赐死三王,比如帝欲册封皇后而不能办到,比如在这里帝与妃的人生最后诀别。那么,找一位他信的过的大诗人李白,来作他内心情感的代言人,追念一番,对唐玄宗来说,又是多么的顺乎天理人情。
此时,春光依旧,花还在开,亭也还在,而斯人不见,老皇帝岂能不为之动容。由此,”想断肠““无限恨”“倚栏杆”“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些极为深情、极为伤感的句子,都有了确确实实的人和事的注解。后来,李白因不得重用,请求放还归山。玄宗前番虽赐与宫中锦袍,此番尚觉不够,便又加赐黄金。这不能不说,正因为有了这三首清平调,李白加重了他在玄宗心中的地位和分量。
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原本是写唐玄宗对武惠妃的怀念的。确定了这样真正的主旨,对诗中的一些词句,以及全诗的一切怀疑、不解,也都会因此而烟消云散。对诗意的诠释,则可以完全回到诗作内涵的本原中去。
至此,则可以对《清平调三首》作出全新的解释: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起首第一句,即写思念,以云想花想托出人想。第二句,则说回想中昔日天子的恩眷,如春风吹拂、露华润泽。两句合为一处,尤可见那时妃子的绰约风姿及两情相洽。后两句则承接前二句由想说见。而今斯人早已仙去,只能会之于群玉山头瑶台月下了。内有哀伤却不以悲切之语道出,这即是对逝者的赞颂,也是对怀念之人的安慰。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前二句,写见花如见其人,昔时风姿犹在眼前;而今如同襄王会神女一般的两情相洽,已不能再得,因此断肠。语见沉痛,且比前首为深。下两句,则承首句的“一枝红艳“,再次转回以往,斯人之美,虽飞燕新妆弄姿亦不能敌也。把断肠的原因用补笔写足,内中思念之情益发可见。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首两句,继续写在此园中,昔日帝与妃同赏牡丹的欢悦情景。彼时二人心中,只愿两情地久天长。笑在彼时也,而恨在今日矣。后两句自然转出天不遂人,即是春风也有无限恨怨。遥遥思念之中,只有独倚栏杆,才能聊作消解罢了。以“无限恨”“倚栏杆”道出的内心无比沉痛,结束全篇,诗的主旨尽出。
李白的这三首诗,在谋篇上今日与昔时往复回环,情感上依次递进,遣词上绮丽之语和悲切之语相得益彰;时空交错之下,一咏三叹,把玄宗对惠妃的追思写的淋漓尽致,极尽其大手笔之能事,真是当得起《新唐书》上“精切无留思”的确切评语。尤其令人感慨的是,历代的诗评家们,却囿于是写杨贵妃的错误泥潭中,不得本意又强作解语,在颂和讽的怪圈中争执不休,弄得叫人不知所以,如坠五里雾中。
【李白《清平调》三首探秘】【七】误传的由来及关于这一误传的证伪。
细究起来,在此诗是为谁而写上张冠李戴,扭曲诗的主旨,其始作俑者也并非是那些后世的诗评家们。把这三首诗附会到杨贵妃身上,最早是晚唐时会昌年间宰相李绅之子,当过秘书省校书郎入直史馆的李叡所写的《松窗杂录》(另传为韦叡或杜荀鹤 松窗录)。
此书写成于八七七年,即《清平调三首》写后一百三十四年。《松窗杂录》曾收入《唐人小说》《四库全书》诸本。是一部记载唐中宗至武宗朝轶事的笔记小说,共一卷。记武后至宣宗初事,玄宗朝事居多,多写皇帝、后妃、卿相的轶闻杂事,如《上好马击毬》、《上自临淄郡王为潞州别驾》、《何皇后》诸条,其中记李白作《清平调》三首以咏杨贵妃一则,流传最甚。后世的书籍,凡是涉及这件事的记载,莫不以此为底本而加以引用。据不完全的检索,即有宋代兴国二年(九七七年)始编,次年完成的大型野史传说《太平广记》,其中卷二百0四《李龟年》一条。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清平调三首小序》一条。宋代王灼写的《碧鸡漫志》卷五《清平乐》一条。明代陈耀文《正杨》卷四《太白清平乐辞以下词品》一条。以及宋代乐史编的《杨太真外传》。虽然转用时文字略有差异,但都是都引用了《松窗杂录》对李白写清平调一事的记载。后世的诗评家们,也都以这一条记载为史实,在认为李白称颂杨贵妃的主题下,来评注《清平调》这三首诗的,便搞出了一场历史的大误会。
《松窗杂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的记载,原文如下: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开元天宝花呼木芍药,本记云禁中为牡丹花。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子弟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牋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以下引用李白原诗,略去)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子弟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龟年常话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仔细考察起来,这一段有声有色的记载,说唐玄宗在沉香亭召李白写歌词,并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为李白规定了新词要写名花妃子的这个主题,却完全是从虚构而来。何以见得?根据有三:
一、李白写《清平调》的时间,是在他第二次进长安的七四二年(天宝元年秋)至七四四年三月辞官离开长安之间。实际的写作时间则是七四三年的春天(见《李白年谱(日本 笕久美子 王辉斌译文)》)。当时的杨玉环,刚刚被敕命为道士只有两年的时间。在清人董诰编纂的《全唐文》中,收录了《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其中注明颁布的时间是开元二十八年(七四一年)正月初二(另一说为七四O年十月或腊月),因为这一天是李隆基的母亲窦太后的忌日(被武则天杀害)。敕令的原由则是为窦太后在天之灵祈福。
李白写诗之时,杨玉环在宫中并没有正式的名分。《资治通鉴》天宝三载(上)记载:
“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后宫数千,无当意者。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上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娶左卫郎将韦昭训女;潜内太真宫中。太真肌态丰艳,晓音律,性警颖,善承迎上意,不期岁,宠遇如惠妃,宫中号曰娘子,凡仪体皆如皇后。
《新唐书》卷五 本纪第五 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讳隆基 项下则记载:
(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
(天宝)四载。。。八月壬寅,立太真为贵妃。
天宝四载,即公元七四六年。由此可知,李白在七四三年写《清平调》的时候,唐玄宗绝对不会说出 “赏名花,对妃子 ”这样的话来。因为当时杨玉环根本还不是他的妃子,连才女、贵人都不是。帝宫等级森严,宫中人不好称呼,只能称她为“娘子”而已。及至李白写《清平调》三年多之后,太真道士才被唐玄宗正式敕封为贵妃。由此可见,这个情节完全是虚构的。《松窗杂录》由李白诗作,演绎出唐玄宗这句“赏名花,对妃子”这句话,纯属子虚乌有,后人即用来认定李白按照玄宗的意图称颂杨贵妃,这个根据本身就很荒谬。
二、《松窗杂录》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中的一些条目,也曾被《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采用,但它毕竟是私人写作的野史笔记,限于见闻和个人的好恶,所记错讹不实也是多见。仔细检点,这一卷杂录中被正史所采用的条目,正史都参阅其他史料而加以匡正。(以此书参看新旧唐书,一看即知,不必再一一细述。)单就写《清平调》这一条来看,正史中对《松窗杂录》所言是写杨贵妃一说,显然经过史官们的仔细考证,存疑不录,或者已认定是伪说而加以剔除,所以才对杨贵妃只字不提。如本文前面所言,假如杨贵妃当时在场,唐玄宗让李白颂扬的也正是她,这样十分关键而且重要的人物,撰写《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史官们绝对不会忽略不记的。
三、还有一派学者,认为《松窗杂录》所记李白清平调三首是伪托之作。如近人浦江清在《词的讲解》里说:“李白抗志复古,所作多为古乐府之体例,律绝近体已少,更非措意当世词曲者。即后世所传《清平调》三章,出于晚唐人之小说,靡弱不类,识者当能辨之。惟其身后诗篇散佚者多,北宋士夫多方搜集,不遑考信。”浦氏虽有此说,但是根据不足。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就是曲词,岂能据此也断定是伪作?恰有当代学者吴企明,在他的《李白清平调词三首辨伪(<文学遗产 >一九八0年第十期)》一文中支持此说。根据主要有三:
1、《松窗杂记》所记清平调写作时间是开元中,李白当时还没进长安。
2、杨贵妃进宫在天宝三年,次年册立为妃,此间潜纳宫中,并不能承欢侍宴。立妃之时李白已离开长安。不可能当着贵妃的面为她写词。
3、唐时教坊并无清平调一曲,只有清调、平调、侧调诸曲。伪造者不懂曲乐,把清平调和清平乐混淆了。
他的这些根据都不能成立:
1、《松窗杂记》只说开元中禁中开始重牡丹,不是说写诗的具体时间,只是交代记事的背景。
2、杨贵妃进宫,据《新唐书 本纪第五》所载: ”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为道士,号曰太真。”《资治通鉴》把此事记在天宝三载条下,历史学家陈演恪曾考证认为,因记天宝三载杨贵妃纳贿一事,累及而书,将前事追记于后,并不是说贵妃在天宝三载才入宫。笔者细查此书,这样的纪事之法,亦有其他例证。
3、当代词曲学家任二北曾言,明皇宣李白进《清平调》词,乃是令白于清调和平调中制词。即低于清调而高于平调的新曲。任先生的观点也是对的。唐明皇本好新曲,天宝年间教坊中就有伊州曲、凉州曲、甘州曲、霓裳羽衣曲等诸多新调曲词。(以上两条 参见《文学遗产》李廷先《<李白清平调词三首辨伪>商榷》一文)由此可见,《清平调》即是李白的创调,与《清平乐》无关。无可置疑。
4、吴企明先生还在他的文章中说“事伪、词亦伪”,这个结论有些武断。事有伪与词有伪并不是肯定的因果关系。《松窗杂记》作者李叡并无诗名,从《清平调》的格调与水准看,他也是伪造不出来的。
四、与李白沉香亭写诗一事相关,北宋人乐史所撰《杨太真外传》也是以《松窗杂记》为底本的。此书流传甚广,影响不小。书中照葫芦画瓢:
“ 开元中,禁中重芍药,即今之牡丹也,得数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於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以步辇从。。。(略)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李龟年持金花牋,宣赐翰林李白立进《清平调辞》三章。。。(略)”
乐史,本是南唐人,宋时入仕官至三馆编修。除了《杨太真外传》两卷之外,还有《太平寰宇记》一百九十三卷等十几部传奇和地理考证之作。他的《杨太真外传》,除了依据《松窗杂记》之外,还根据唐大历以后的笔记小说,如《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酉阳杂俎》等等,演绎而成,完全是野史传奇之属。其史料价值还不如《松窗杂记》,更是不足为据。
当然,笔者所言这三首诗是写武惠妃的,正史典籍中也没有明确的记载,如果有明确记载,也省去了后世的许多争论。但是事情的本身,则完全可以从其他的史料中,反复钩沉推演,相互佐证,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李白写妃子确定无疑,但写的是杨贵妃还是武惠妃,二者只能有一真。如果写杨贵妃一说正史中查无确据,私人野史虽有记述却是伪说,也就等于写武惠妃的推断被证真。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逻辑推理。
说《清平调》是写杨贵妃的,一个从《松窗杂录》开始的误传,从唐朝后叶开始一直延续到一千二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学者们不加细考,信以为真,并据此来诠释李白的这三首诗作,真可令人扼腕一叹了。从这种意义上说来,本文或许补充了正史所记此事的不足。在这一结论的关照之下,这三首诗即与杨贵妃无关,是捧颂还是讥讽的无头公案,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李白诗中的用典、用意,更是没有了可以怀疑之处,全诗也因此而变得主旨明晰,通畅易解。其实事情的原本就不是那么复杂。
【结语】
信者自信,疑者自疑。说到底,此文也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一千多年以来,在杨贵妃美人传奇的光环笼罩之下,从来无人说到李白《清平调》三首诗作,与唐玄宗的表妹武惠妃有任何关联。仔细研读本诗,钩沉与此相关的一些史料,对这段公案力求得出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解释,就教于诗家学者和同好,才是本文的最终目的。此文即已写毕,心中也不免替唐玄宗、武惠妃和李白,来了些无名的惆怅。成词一首为记:
临江仙 李白《清平调》三首探秘完稿后留题
云想当年红一朵,还原谁的青春?沈香亭下梦缤纷。牡丹初带露,帝子昔时人。
你替三郎寻到了,平常遗落之真。霓裳千遍共良辰。不如青竹马,执手那番亲。
【李白《清平调》三首探秘】李白醉别长安酒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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