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工地上,吊着像怀孕六个月大肚子的男人,正站在屋子中央的脚手架上抹墙顶;门厅处,一个矮小身材穿着红衬衫的女人,也站在脚手架上,手上挥舞着工具,一样在刷顶上的白墙。
刚才去工地,又看见一对夫妻在配合着贴瓷砖。男人在厨房角落里磨平,女人站在脚手架上清理已贴好的瓷砖表面。
这景象,不知怎滴,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大姨俩口子。我见过他们在河里抓鱼,大姨坐在小小的木舟尾部,双手一前一后缓缓划着水;大姨父则站在小木舟前头,手里不断地往水里撒网。收网时,大姨父照旧站在船头,不紧不慢地收着手中的渔网,而大姨,则将手中的水浆插入水中,不需要划动,只需要掌控方向,收网的拉力自然将木舟拉扯向前。
又在深山里见过专门烧木炭的夫妻,他们腰间各缠着一条白腰带,腰带上则别着一把弯弯的砍柴刀;他们的肩上,同样扛着粗若手腕的一大捆木柴,右手上各顶着一根锄头柄大小的光滑木棍,可以用来分顶肩上的重量,临时歇息用。他们从崎岖的山路上负重下行,我让过一边,看着他们往山脚下的土窑而去。
还想起曾经隔壁人家养鸭子。早上天不亮,就能听见男人拆下鸭棚木门,嘴里“哩哩哩”地叫着,一会儿就听见鸭子大部队“嘎嘎”的叫声和脚步声了,“啪啪啪”地从屋外路上往村外的水田或者水湾而去。傍晚放学回家,路上总能看见放鸭子的女主人,戴着一顶帽子,手里握着一根细长细长的竹竿,时不时挥挥手中的竹竿,同样“哩哩哩”地唤着鸭群。
吊着似怀孕六个月大肚子的男人从脚手架上下来,准备重新调一桶白浆。这间隙,他撸起自己的上衣,露出自己的大肚子,放下手里的工具,伸手从口袋掏出烟,朝我们一一分烟。他在跟老板聊天。我倒只是想着一个词——夫唱妇随。
工地上忙活的夫妻许是囿于自己的人生阅历与层次,我不懂所谓社会精英阶层的夫妻是过着怎样的生活,但是在社会最底层,我见着的夫妻基本都是“夫唱妇随”型。在外务工的,多半夫妻同行,在家挣生活的,多半夫妻一起干;打鱼的,便多是夫妻配,开店的,大体是夫妻档,就连山里砍柴卖炭的,也多是夫妻一同劳作。而今在家种田的,倒不多见了,早些年,就如我父母,那都是一对对地在田地里忙活。
如果说更高层次的夫妻,我只从电视里、故事中略见一斑,比如梁思成与林徽因,他们都是建筑大师,比如徐志摩与陆小曼,他们都是近代文化界名人,比如沈从文与张兆和,那都是近现代知识界最令人景仰的文学大家模范夫妻。这是我所能了解到的最高层次的夫妻模型了,无一例外,他们依然有着“夫唱妇随”的影子。
想到自己,便十分惭愧了,东奔西走、一事无成。如今已近不惑之年,依旧别了妻儿,远赴数千公里之外的陌生土地,只为能捡几粒碎银,而妻子,则代替了原先被绑在四十五平一隅的我,苦苦地盼着可能有可能无的三两顾客。
曾经也在保障极优的国企供职过,于是妻子也便成了企业的一名普通工人;后来也南下过深圳这样的大都市,妻子照例带着孩子与我一道奔波;最后在家里开一爿杂货铺,妻子也成了掌柜;现在我是逃了,不过我知道,我终归要回去的。
能否挣一个光明的明天,我不知道,天知道。
挣一个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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