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从杭州到扬州又回京师的短短两年，太皇太后逝去，宋哲宗再次启用新法，苏轼被贬惠州再贬儋州的七年流放生涯。读这一卷心情很压抑，尤其是儋州三年，苏东坡年逾60，却达到此生最困苦，也见识了政治的黑暗。
苏轼再次回朝之后隔一年，他的妻子王闰之病逝，又一个月，太皇太后病逝，妻子陪他经历贬谪时期的艰苦生活，也享受了回朝的荣宠，她的葬礼可以说在当时是非常隆重的。她很幸运，没有看到她的夫君接下来苦不堪言的流放岁月。
太皇太后病逝不久，他被外放定州，管一支军队，宋朝一向有文人领兵的传统，也许这正是军事一直不强的原因，不过此时还好，他仍然是一方官员，但接下来就是急风骤雨了。
新皇摄政，章淳为相，苏轼政治生涯真正的惊涛骇浪来临，此时他已57岁，章淳第一个开刀的就是苏东坡，他是唯一一个贬出本土，至海南岛的官员。太皇太后病逝后，苏轼就明白自己要被贬，因为他也做过小皇帝的老师，他知道小皇帝的性情。
他先是被调任英州太守，临行前去子由处拿了一些钱，此去路途遥远。他打算只带两个小儿子和朝云。还没走，第二道调令官降一级，一家人出发了，走到一半，第三道降官，已经不够太守，改派到惠州当司马，情况恶化，他让次子回宜兴苏家，自己只带儿子苏过和朝云。万万没想到才走到江西九江第四道调令来到，官再降级。
此时他的官阶已经无法乘坐官船，士兵要收走船只，他苦求待他渡江之后再收，好在官兵同意了，接下来翻阅大庾岭就到了最南的广州，在此遇到真正游历天下的道士吴复古，此后吴复古都在关键时刻出现过。
到了惠州，看到芭蕉园，荔枝树，风光与之前大不同，太守礼遇，惠州人民也很喜欢这个才气纵横的苏东坡。他喜欢闭门静坐，思往日过错。有时窗外凉风徐来，他下午酣睡，等屋顶一只乌鸦把他唤醒，忽然觉得自己已然无官一身轻。看见宽阔的河面反光，映入书斋，他心想，天空无云，正如一尘不染的良心。
惠州东、西、北三面，五地区的太守，不断给他送酒送食物。其他至交，如杭州僧人参寥、常州的钱世雄，不断派人带礼品、药物、书信来探望。苏州有一个姓卓的佛教徒，步行七百里替太湖地区苏家与那里的朋友来送信。
苏东坡走到哪里都是有朋友挂念的人，从这种意义上他是富足的。而他也不会是寂寞的，他又开始发明新菜式，煨羊骨汤，因为没有羊肉吃，酿酒，虽然喝了时常拉肚子，现在他已经完全远离权力，他又一首逍遥诗横空出世：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此时的诗词也与一人密切相关，他的侍妾朝云，曾经朝云说他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先生，但再不合时宜，朝云都跟他颠沛流离来到这儿，冲这份情，再多的诗歌赞美她也不为过。但没过多久，朝云得了疫病，撒手而去，他肝肠寸断。
安慰他的是他的长子迈和家眷陆续来了惠州，在惠州周边做个小官也好照顾父亲，但当朝的人看不惯苏轼过好日子，不但免去儿子迈的官职，并把苏轼再次贬谪到儋州-海南岛，此时他的惠州之家刚刚建成两个月。
而弟弟子由也被贬至附近的雷州，苏东坡去见了弟弟，两个人找了小店吃饭，子由吃饭仍然细嚼慢咽，苏东坡取笑，这等饭菜还要回味吗？一口吞下最合适。可想而知，他们又一次穷困潦倒了。
跟弟弟话别后，启程渡海，到了儋州，得遇知县好心，让他住官舍，因此知县受连累，章淳是不会让他好过的。此时朝堂上的旧党人士全部流放在外，连死去的司马光都剥夺爵位，甚至有人谏言开棺鞭尸，上下三代都逃无可逃。
好在皇上并未同意，但对旧党后人的惩处完全掐灭了旧党的火焰，元祐党人碑上刻了所有旧派人士及子孙的名字，上面的人一律不得入朝为官。而在二十五年后北宋灭亡，南宋幡然醒悟，所有此碑上的人都以有自己的名字而骄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
苏东坡在儋州的日子没有那么逍遥了，第二年，朝堂派人来视察罪臣生活，见苏东坡还有官舍住，遂罢了知县的官，将他赶出官舍，苏不得不自己去民舍租住，他和儿子过，两人相对如苦行僧也。
在这儿，天气潮湿闷热，白蚁满床爬，常常吃不饱，没有医生，没有药铺，他自己找草药，自己当医生。好在他的乐天知命性格，让他又一次广交朋友，在这儿他的朋友都大字不识，他也去聊天，让他们给他讲故事，可农人腹中也没什么故事只知道做活生计，那就让他们讲鬼故事。
他的儿子过说父亲每天都要有客人来去才舒服，不然就跟没了神一样，偶尔没人，苏轼就牵着一条大狗叫“乌嘴”到处游逛，找人说话。
在此岛上，苏轼完成了尚书注，合并以前的论语、易经，三部大作注解完成，而最引以为傲的是他完成了和陶渊明的一百二十八首诗。
岛上三年，哲宗24岁英年早逝，太后辅政，他又迎来了相对宽松的时期，宽赦他回惠州附近，等回到广东，又有好消息，他可以随便居住，然后他又带着一家人浩浩荡荡回常州养老。但在回程途中得了痢疾类疾病，回去一个月已经不能下榻。
在路途中，苏轼听说章淳被贬雷州，当年施与苏轼两兄弟的苦难，也同样到了自己的身上。人生远比戏剧还要难以预料。但苏轼却去书宽慰“舍弟居雷州，算是好地方了，不会太苦”，是啊，相比他的儋州，雷州岂不是太好了呢！
公元1101年，苏轼病逝，此时距离北宋被金攻破还有25年，这25年间宋徽宗继续新法，集全国财力于国库于皇家归他挥霍，修一个园子，内部每一个物件都承载几条人命。实行此政策的皇帝，一定会付出其代价。在徽宗，那代价是丢弃王位，是国都沦陷，是在俘虏中死于敌方。
像司马光、欧阳修、范纯仁、吕公著那一代，已是往者已矣。下一代的人才，或惩处，或流放，或因病因老而死，或遭谋害而亡，正直博学、勇敢无畏的儒臣再难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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