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闹得鸡飞狗跳，除了戴兰，全家人没有一个合眼的。尤其是祖母和母亲，就坐在客厅里等消息，炉火一直旺旺地烧着。黎明时父亲回来了，神情没那么紧张，大家才稍稍放下心来。
原来方义明他们正组织一场大的请愿活动，涉及面非常广，参与者规模有些吓人，如果活动成功举办起来，想按下去就有些难了。线报是准确的，当时去抓捕时，他们正在策划活动路线和具体开展时间，证据确凿。方义明并不是头儿，但算得上骨干分子之一。
负责审讯的人原是戴兰父亲的下属，也知道方义明和戴家的关系。虽然也曾有人交待过，要认真从方义明这里挖挖料，这负责人念旧情，估计也挖不出什么大料，故而做了个顺水人情。戴兰父亲赶过去时，直接就请了进去，让他们表兄弟见了面。
审讯的场面司空见惯，倒也不会让人感觉有什么不适。只是因为涉及自家表弟，戴兰父亲内心有些不忍。看着抵死不愿认罪的人，他皱着眉头，呶着嘴，慢慢地来回踱着步伐，装做谁也不认得的样子。鲜血已经染红了几个人破碎的白褂，皮开肉绽的令人触目惊心。施刑人也许是累了，昂首挺胸地站在一边，脸上充满杀气。
而方义明也并没有和表哥说话，似乎不想看见他，虽然他大约明白表哥是来做什么的。他有羞愧感，可能以为对不起那些同事们。甚至他也害怕表哥突然将他带走，使他陷入不义的境地。那么，他宁愿等待烈火焚身。
夜深时寒气逼人，在戴兰父亲的示意下，审讯的人都撤了出去。方义明和那个躺在地上的白衣人作最后的告别。那人承认他是策划者，愿意扛下所有的责任，但坚决不认为那是罪名。方义明抱着他，眼泪不断滴在那人的脸上。
烛光渐渐微弱，黑暗中只有急促而痛苦的呼吸声。白衣人困难地睁大着眼睛，盯着即将熄灭的蜡烛，喘息着说，一定要告诉家里人，应该努力活下去。黑夜都只是暂时的，总会有黎明到来的那一天。这就是信心不灭的原因。
方义明紧紧握着同事的手，俯在他耳边轻轻说着什么。
戴兰父亲带走了方义明，连夜将他送回乐山去。也就是说，只要他不再有什么非分之想，大体上就是安全的。其他善后的事，再说吧。
戴兰说，这是她长这么大遇见过的最为惊心动魄的一件事，现在想还有些紧张感。不是关乎自家安危的事情，旁人也不见得能够理解，以为凭借积累的关系，也就几句话的小事。实际上真不是那么简单。
“难道只有我感觉有些怪吗？”俞小蛮问大家。
“哪儿怪了？”蒋和珍说，“我可没听出来。”
伍道祖看着俞小蛮，像是在寻思着她的话里意思。我看着戴兰平静的表情，问她道：
“方义明当时就没起疑心吗？出事之前你去找他是很不正常的，他本该作惊。”
“作什么惊？就因为我是个女孩子，敢出去办事就显得不正常吗？把我换成你，一切就是正常的了，对不对？”
“你又来了！”我不高兴地说，“不要把自己当男孩子好不好，社会还没有那样进步，有能力你也得收着点儿。”
戴兰不说话了，但是挺着腰杆坐着，回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不懂她是什么意思，也懒得去猜想。
“整个事件让人产生误觉是情理之中的事啊，”俞小蛮说，“如果时间上不那么凑巧的话，倒也说得过去。”
“就是那么凑巧，一天不差！”戴兰说，“我不需要遮掩什么。不要多想，真以为那是我们用的苦肉计，你们可能会失望了。就算我觉得可以那么做，我父亲也不会同意，更不提我祖母了。把风险范围缩小到可控制的程度，本来就是最合理的一种选择，这不是假装圣人的时候。”
“方义明真回乐山了吗？你亲眼所见？”伍道祖问，“你一直将你父亲描述成一个勇猛直率的人，心思不太缜密，行事也比较直接，作为旁观者，我听来是不信的。在他那种位置上的人，不可能有一个是简单的。最多你只是看到了他简单的一面而已，他也没必要对家里人复杂。”
“不要想当然，或许你们身边尽是那样两面三刀的人，我们是不会的！谈观察这一块儿，我敢大胆地说，你们几个不见得是我的对手。”
戴兰当然不是在吹牛，她属于天生就具备洞察力的人，加之自小见多识广，无论视野还是角度都不能等同于普通年轻人。那么我换个角度问问她，看她怎么反应。
“且不管方义明去了哪里吧，你到底是钦佩他还是替他感觉惋惜？”我问戴兰。
“这个从何说起，”戴兰情绪上似乎不见波动，她说，“我一直警告自己不要轻易去敬佩哪个，也不必随意作出判断。以认识上来讲，我不觉得他比我强在哪儿，但我没有他那样的行动力；以胆魄而言，我也远远到不了那一步。这么说吧，各方面他都不差，但也仅此而已。”
“你没有受到他的影响吗？”我又问。
“我可能也受到了你的影响，真的，”戴兰说，“每一个靠近我们的人，或多或少会对我们产生一些影响，哪怕微乎其微的影响，总是存在的。这个我不得不承认。但影响不等于改变，我还是我。”
戴兰是要表明什么态度吗？意思是不管外界怎么变化，什么也改变不了她的思想？延伸到以后，就是她不大可能为任何人做出调整，只有别人适应她的。想想挺可怕的，虽然依她的出身，她完全算不上是个娇惯的女孩子。
蒋和珍这时说，所有的点评请适可而止吧，她想讲一件事，那无关这里的每一个人，所以不怕猜疑，谁都可以随性评判。
南山有个传说，也是关于灾年到来时，贫苦人的无力挣扎和道德缺失。
某一年六月尾，眼见旱情业已形成，农人的心全都悬浮了起来。不想连落几场暴雨，旱灾转变为洪涝灾害，平原处一片汪洋。也不知淹没了多少房屋，冲走了多少牲畜，农民倒是没有直接被淹死几个，估计活着的也是等死。民间哀鸿遍野，逃难的逃难，逃不走的等待奇迹出现。
南山处真有那么几家既不受旱灾影响，也不怕洪水漫天的，只要不被打扰，小日子清闲过下去是没问题的。他们住在半山坡上，守着偌大的山林，垦着些梯田，出产虽然有限，但保日常足够。又因为山中野物富饶，在山下人眼中竟如世外桃源一般。
农民的观念不一样，哪怕受了灾，前往讨扰的人也极罕见，觉得那是别人的福分，跟自己无关。
幸而赈灾总是会有的，多少能够救救急。洪水过后，凡有积水的地方，鱼虾丰盛得很。这且不提。
还是说南山这边几家，陆续有三两个亲友投奔过来，涎着脸吃一口饭。大约不出一周，人就显出不耐烦之意，但也不好明说。
竹林边有家叫黄正国的，家里五口人，夫妻两个和一儿一女，另加一个老母亲。儿子小号苟子，十一岁冒头，姑娘不过五岁，取名小丫，也没地方上学，就在家野着。
黄正国身强力壮的，恰是人生中的好光景，对未来既不曾有过奢求，自然健康而且乐观。他妻子杨三多是个结巴，性格柔弱，凡事只会望向丈夫，或者对着丈夫傻笑。她娘家就是平原上的，父母早去了，剩下一个打光棍的兄弟杨富贵。
遭受灾害后，杨富贵只有投奔到姐姐这里来打饥荒。一家人客气地收留了他，让他和外甥苟子睡一张床。
杨富贵倒也不是那种好吃懒做之人，日常跟着姐夫一起忙碌着，也不显生分。黄正国本身没作多想，反正也不短他一碗饭一双筷子，从来不说过分的话语。十余天后，黄正国母亲有些抱怨了，拉着儿子说：
“这是想赖在我们家了吗？对面李家的亲戚走了，小陈家的舅舅、舅妈也走了，这姓杨的看来没作走的打算啊！”
“您叫他往哪儿去呢？”黄正国笑着说，“他们那边再没有可以投靠的亲戚，让他出去只有饿死。再说了，他也没吃闲饭，干活肯出力气。”
“你不见他多能吃饭，像饿牢里放出来的一样！”母亲愤愤不平地说，“以后要把粥煮稀点儿，多配些菜叶才行！”
黄正国无奈地看着母亲，知道母亲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粮食存储着才令人安心，吃快了，地里长不赢。
“我们多去打些野物，吃应该是够吃的。您不要当着人家的面说这些，显得我们多不厚道。您只当多养了一个儿子，”黄正国说，“多少人还在挨饿呢，我们能够平安过日子该觉得庆幸。”
母亲心里不快活，脸色摆上来了，对杨富贵早已不耐烦，再也没个笑脸儿。
杨富贵不是没眼力的人，只能当成没看见的样子，小心度日，毕竟心生惶惑。他明白姐姐不是当家的主儿，姐夫又是个极孝顺的男人，一家子的发言权掌握在老太婆的手里。没法子可想，他只有时时讨好两个外甥。
杨富贵抓来两只小野兔送给苟子，问他：
“苟子，喜欢舅舅不？”
“下次你记得帮我捉只小猴子，”苟子说。
杨富贵淘来一对长尾雀送给小丫，问她：
“小丫，喜欢舅舅不？”
“我不要这小雀儿，我也要只小猴子，”小丫说。
杨富贵觉得好没意思，内心更加惶恐不安。姐姐杨三多是个没用的角色，指望不上。姐夫黄正国虽说是个实在人，多半也是看在他能出些力气不吃白饭的份儿上。要想长久地呆下去，老太婆这一关断断过不了。
回头就见老太婆正冷冷地看着他，像是要直接对他开赶的样子，杨富贵不禁心乱如麻。他不想走。
和黄正国一起砍柴时，杨富贵鼓起勇气问姐夫：
“哥哥，我好好干活绝对不敢多吃一口闲饭，就想一直跟着你们过日子，你不会赶我走吧？”
“怎么这样说呢？”黄正国低着头说，“只要你努力，等于吃自己的饭啊，我凭什么赶你走？到时候帮你起一间小屋子，你也能安生下来。”
“哥哥，你要放心，我不会吃闲饭的，”杨富贵再三说。
黄正国咧开嘴望着杨富贵笑，是那样地让人心暖。
南山虽然山高林密，野兽繁多，但大体上与人类相安无事。即使有狼和豹之类的猛兽，也尽数躲在各自地盘上，警惕地与人保持着距离。多年没听说过有人遭遇袭击的事件。
这天，黄正国带着杨三多和苟子去东边梯田里扯草，不觉到了晌午，预备着回家吃午饭。这时，杨富贵带着小丫过来了。黄正国问杨富贵：
“这时候你来做什么？太阳猛，你也不怕晒坏了小丫。”
“我去挖了些草药，才回来，小丫闹着要过来，只得依着她，带她来看看。”
一行人回到家里。黄正国喊着母亲，连着喊了几声，还是不见人影。厨屋里饭只做了一半，灶膛里烧着几根柴禾，快要熄灭。黄正国这才发现一滩乌红的血沿着大门坎儿拖向屋侧，过了道小坡，没入林子里面。他大叫一声不好，眼前的景象差点吓得他晕了过去。杨富贵用力撑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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