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们是周四来的学校，听课之前，就提前同他们打招呼:“我知道自己的课有问题，但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绝不是客套话，因为在此之前，我越来越有“不会讲课”的感觉。有人开玩笑似地说，那你是遇到瓶颈了。是的，我在教学上我遇到了瓶颈。这是种什么感觉呢？好比你手中拿着一根足以撬动地球的杠杆，却找不那根支起杠杆的点。又好像一个力拔山兮的大力士，虽有千钧之力，但拳拳打在棉花包上。
就是在这种心态下，我开始讲课。一节四十分钟课很快就过去了，之后便是评课。与其它老师的评课不同，延老师在评过程中，手里一直没有放下我那本教学用书，在讲评时也是围绕教学用书展开的。“要点我都在书上勾出来了。”她说。这话令我很羞愧，教学用书我也看，但也都是走马观花，显然没有将其吃透。整个评课过程用了近一个小时，我的感觉虽达不到大彻大悟，但也致少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知道该怎么做，剩下的是“甩开膀子，加油干”。说得天花乱坠，不如实实在在做好当下事。
这两天继续阅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越往后读，越觉得老先生的言辞激烈。待读到二十三章说到哲宗皇帝对保守派的打压时，他的文字几乎可以用歇斯底里来形容了。比如他这样描述年幼的哲宗皇帝的:“年只十八岁，而性好女色，时常辍学”，我不知道这话出自哪本史籍，怕是本人的杜撰吧。又比如说到新党时，他说“章惇四月官拜宰相之时，他立刻把旧日的才狐朋狗友召还京师”并且说这群人“精力过人，长于作恶”。“狐朋狗友”还“长于作恶”，呵呵，老先生，你写得可是人物传记呀！
不客气地说，作者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来记录哲宗亲政这件事的做法，是很容易误导读者的。传记就该有传记的样子，致少要做到起码的公允。比如，不能在文中随意掺杂私人情感，辱骂当然更是不被允许。诚然，历史已过千年，让今人来评价古人，往往会因为资料不全，而有失偏颇。在这种情况下，理智的编者往往会将同时代不同人的记录陈列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判定。这方面，司马迁做得最好，司马光也算客观，而我们这位林老先生呢？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甚至将北宋灭亡的罪过也归于王安石的改革，真是可笑。更可笑的是他的理由，因为蔡京是新党人，蔡京是奸贼，而王安石也一定是奸贼。我们知道宋朝党争并非源自王安石，由于太皇太后对改革派一味的打压，而自己在政治上的不作为导致的。实际上，即便新党不上台，旧党也已分裂成蜀党、浙党几个阵营，党争成定势。不问对错，只论派系是党争的一大特色。党争的出现，就注定北宋王朝亡国的结局。再则，虽说蔡氏兄弟均出自新党，但蔡京等四贼的出现，是宋徽宗赵佶一手造成。北宋亡国这口锅，怎么甩也甩不到王安石头上。事实上，经过改革，北宋朝庭无论经济还是在军事上都曾焕然一新。“熙河开边”就是明证。
但这些老先生都看不到，也可能是不想看。对于变法，我们可以清晰地受到老先生态度---恨之入骨。是呀，大家都活得好好的，穷折腾个啥？搞得人家连喝咖啡都不安安静静地喝。当然，这个“大家”一定不包括万千活在社会底层，日日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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