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欧洲金靴

双十节，一个很奇怪、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节日”。

在我看来，奇怪得或许就如同这个所谓节日的主角——孙中山先生看到张勋的辫子军一样，必然要发问：“你们还不死呢？”

那么今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由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创造的政权之下的人民、官员、媒体，每年却在这里大肆纪念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甚至每每冠以“国父”这种莫名奇妙的称谓，我看也是让人禁不住会对着这个“国父”的“国”问上一句：你们还不死呢？

1.

对于孙先生的辛亥革命，毛主席在1949年9月于《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就简明扼要地概述过：“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很多人说辛亥革命的成果是让中国进入了一个政治文明更发达的“中华民国”。

然而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民国时代，中国人、尤其是底层的四亿被压迫人民，事实上过的还不如活在满清统治下。

在强力的中央政权被推翻后，新生的中华民国不但没有统一全国，反而让中国陷入了近代以来最深层次的军阀割据、各域自治：四川刘湘、广西李宗仁、山西阎锡山、东北张作霖……

不但如此，还导致了连腐朽的晚清都比不上的惨绝人寰：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难民5000万；

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超过14万，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沦为灾区，受灾人数3700余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亡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即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1750余万人……

2.

辛亥革命为什么注定失败？旧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注定救不了中国、特别是救不了当时数量占中国人口总数90%的农民阶级？

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孙先生从来走的就是依靠大资本、依靠西方列强来资助、引导、关心、帮扶中国革命事业的「精英路线」。

而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革命为了谁，谁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的真理，即依托中国最底层的工农阶级，搞工农武装割据、搞农村包围城市。

辛亥革命炮声响起时，孙先生却正在美国北部哥罗拉多州筹款。在他看来，革命“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于是他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去了伦敦……

在他的心目中，得到列强承认、筹到足够的资本才是当务之急。

胡汉民后来在总结经验时忍不住长叹：“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

1911年10月21日的《民立报》以《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为题的新闻综述中说：“《每日镜》、《伦敦晚报》及其他各报宣言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此间舆论极赞成袁世凯联合革命党，并望孙勿念旧日之恨，袁当有以助其成功，云云。”

当时的长江流域是英国殖民集团的势力范围，英国当时在华贸易总额（包括香港在内）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华贸易总和，所以英国最需要一个符合他们在华利益的总统。

OK，哪怕一个名义的、躯壳一般的革命果实，孙先生也无奈地拱手相让于袁世凯。

所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这决定它不能引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是多么的简字见血。

两面性就注定了软弱性，那么这些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们到底在害怕什么呢？

他们害怕革命战争的延长，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是为利益，便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之干涉”。

事实上，早在同盟会的《对外宣言》中就明确宣布：承认清政府与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偿款外债照旧承认”，“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

3.

但是，我们依然要在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的语境里，去纪念孙先生。

原因无他：饱受现实毒打、屡掀“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也无济于事的孙先生，终于在20年代实现了理念蜕升，也在屡次等待和寄望外国资产阶级势力帮扶而无果的情况下，等来了唯一一个向他伸出援手的外域国家：新生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只不过革命是血腥且残酷的，联俄联共仅仅一年，孙先生溘然长逝；再两年之后，自诩继承他事业的蒋介石法西斯军政府集团，便彻底扔弃了孙先生的革命路线。

共产党人血流成河的现实之下，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到底谁才是真正继承了孙先生的革命遗志、并借助十月革命送来的理论武器，将其领入到一个摆脱西方列强资本喂养、转而发动人民战争的新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1927、1929、1935……毛泽东脱颖而出。

所以从历史的演进看，1949年后的新中国以高规格纪念孙先生，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从来不认为毛主席时代在天安门广场摆放孙中山画像是出于“统战”意图，毛主席没那么功利且瞧得起国民党。

如此小家子气且对国民党毕恭毕敬，那是80年代才兴起的氛围——正如莫名其妙的“双十节”这个诡异的历史灰烬，竟然能在最近三十年于大陆沉渣泛起、邪风妖气源源不断地从台湾小岛刮进来。

4.

从1956年，除了在天安门城楼悬挂毛泽东主席画像这一共和国的象征之外，逢重大节日或重大庆祝活动时，还会在天安门广场北端的东西两侧，竖立四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画像。

具体如下：

五一劳动节时，天安门城楼正中悬挂毛主席画像，天安门广场东侧摆放马克思、恩格斯画像，广场西侧摆放列宁、斯大林画像；

十一国庆节时，除保持五一劳动节的模式外，会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正中位置上，增加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画像，与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毛泽东画像相对。

请注意，我们建国后一贯以来对孙先生的称谓是“革命先驱”，从来没有什么今天的果粉们动不动高潮的“国父”之称——孙先生的那个“国”，早在1949年的渡江战役中、在其狗牙旗被我军一把扯下、扔下伪南京总统府城楼的那一刻，就已然覆灭。

之所以要在天安门摆孙先生的画像，这是因为如毛主席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所言：“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与纪念孙先生的规模相比，只高不低的则是同时对马恩列斯这四位无产阶级导师的纪念、巨幅画像的摆放。

加上城楼之上毛主席的画像，这五位导师在天安门的画像存在，才是体现我国国家性质和统治阶级性质的写照和现实注脚。

5.

然而，1980年7月30日，中央“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正式发布，中宣部办公厅于1980年8月16日又下发了“关于对外解释撤除天安门广场马、恩、列、斯像的措辞的通知”……

依据上级的要求，当年度的8月25日，天安门广场管理处组织人员正式撤除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马恩列斯四大导师的画像像座。

紧接着，1986年根据hu姓最高领导的有关指示，天安门进行了节日礼仪改革，即“天安门广场只保留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今后在必要的时候才摆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

同时，中央宣布放弃“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

1989年4月，根据zhao姓最高领导的有关指示，再次改革了节日礼仪，宣布以后重大节假日除特殊需要外，一般不再悬挂四大导师画像——但是！保留孙中山画像，且亮相时间从以前的国庆一周扩展到五一节。

这就很让人费解：五一劳动节，这个属于无产阶级劳动者的阶级节日，孙先生这个资产阶级革命代言人，何缘何故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呢？

6.

2011年，距离正本清源、扭转船头尚有一年，那也是中国舆论场群魔乱舞之最高峰，同时又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山雨欲来风满楼，如今再看已是昨。

2011年9月3日，电影《国父孙中山》片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发布会，宣布该片正式更名为《第一大总统》，并发布首款海报和预告片。导演王才涛携邱心志、聂玫、田亮等参演明星到场。

这一年还有另一件大事。

2011年1月11日，为“弘扬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座孔子青铜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

这样一尊基座1.6米，铸造成的雕像，是成为继毛泽东、孙中山之后第三位进驻这一区域的历史人物。

它西邻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遥相呼应；它北望天安门城楼，与高悬的毛主席画像相互可视。

整整一百天后，孔子又悄悄然被移出了神圣的天安门。

而孔子出走，国庆时节孙先生的画像又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

只是，已经早就不见了马恩列斯四位导师，徒剩孤独的毛主席像，静静地在城楼上凝望着歌舞升平。

7.

“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余言至此，极抱乐观。”

“凡属于生产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公理之平允。斯则社会主义精神，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

“社会主义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

“中国革命必须先期占据制约资本主义的制高点，严禁资本家兴风作浪，横行霸道，形成特权集团，吞噬民血民膏。若不思患预防，将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

………

很“遗憾”的告诉果粉以及某些我们的体制内清新π人士，上述这些话均是出自孙先生之口，分别出自《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7页、《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民报发刊词》和《在南京同盟会饯别会的演说》。

如毛主席所言：“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现实就是，某些看似深彻怀念孙先生的人，不论是台湾省的部分残余势力，还是大陆的一些“宁拆四导师、不毁孙文像”的人，你们恰恰是走到了孙先生的反面，也走到了毛主席与人民的反面。

跋.

当无产阶级的五位导师都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时，或许将孙先生迎面摆上，这是一种锦上添花的历史展示，也是一种政治自信。

但是在今天，早已经绝口不提阶级斗争和阶级坚守的情况下，还要单独捧出孙先生的像，甚至大搞什么无厘头的“双十节”、“国父孙文”这样的给国民党招魂的纪念话术，实在是一种政治乱伦。

1949年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一位国父。

而这位事实上立下国父之功的人，依其脾性和信仰，他或许还并不那么愿意人们称他为国父，“还是喊我teache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