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罪与罚》中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自杀问题。自杀,是个体在意志驱使下采用某种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它是一种集中了紧张情绪的矛盾心理和文化的行为。文章分别从斯维德里盖洛夫自杀的内部原因、自杀者灵魂的救赎以及个体自杀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三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罪与罚》于1866年首次发表,与此同时19世纪60至80年代,俄国经历了一场“自杀流行病”。《罪与罚》中斯维德里盖洛夫出现的情节主要集中于小说的后半程,犯下许多罪恶的他,最终选择自杀来救赎自己的灵魂,其自杀的原因不仅仅是过度的性欲,还包括意志、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自杀是一种文学主题和手段,本文将对斯维德里盖洛夫自杀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并且将《罪与罚》中的自杀论述置于俄国那个时代背景下探讨。
一、自杀的内部原因:“精神疾病”
所谓自杀,指个体在意志驱使下采用某种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它是一种集中了紧张情绪的矛盾心理和文化的行为,可见意志行为动机虽不是自杀的唯一原因,但又是不可或缺的原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阻碍人们自杀的原因“一个很小,一个很大”[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述》,黄忠晶、阮媛媛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104页。本文所引文本均出自这个版本,为了行文简洁,后文所引文本只随文注出页码,不再另行作注。],很小的这部分原因也可以很大,那就是疼痛感,自杀产生的疼痛感足以让人没有勇气完成自杀过程。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害怕有来世。《罪与罚》中斯维德里盖洛夫是突然想要自杀的自杀者,“由于这些人是突然自杀,对于疼痛的考虑就比较少”[ 同脚注1。],而一个行为意志正常的人是不会想到通过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人的自杀十分理智,自杀的疼痛感足以使他们放弃。所以说“自杀的首要起因源于肉体”[ 【美】伊琳娜·帕佩尔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杜文鹃、彭卫红译,2003,吉林人民出版社,32页。],肉体就是身体的物理条件即大脑的病理(精神错乱、意志不正常)。
从某种程度上看,科斯柯尔尼科夫和斯维德里盖洛夫具有共性。他们在犯罪后会看见鬼魂,斯维德里盖洛夫在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死后常常看见她的鬼魂,拉斯科利尼科夫在杀死女房东以后梦见女房东,不同的是,拉斯科利尼科夫在犯罪后的精神错乱是道德和良知的自我挣扎的过程,而斯维德里盖洛夫在犯罪后选择堕落,通过奢侈淫荡的生活麻醉肉体和精神,“带上假面具”[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非琴译,2016,上海文艺出版社,455页。本文所引文本均出自这个版本,为了行文简洁,后文所引文本只随文注出页码,不再另行作注。]活着。
自杀与大脑的内部机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斯维德里盖洛夫作为一个自杀者,他的突然自杀是精神上的疾病,这种精神上的错乱集中表现在情欲上的压抑后所流露的不理智,斯维德里盖洛夫见到杜涅奇卡的第一面就勾起了他内心的情欲,但是他努力克制,“他决定不抬眼看她”(罪,461),然而他仍然无法抑制的性欲冲动开始,以至于“眼里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不谨慎地燃烧起某种火焰”(罪,476),他企图强奸杜尼娅时,“眼里已经闪射出当时曾经使杜涅奇卡感到那么害怕的欲火”(罪,476),“他甚至胡言乱语起来,突然间他不知怎么了,似乎头脑突然发昏了。”甚至“前言不搭后语,由于激动,有些话甚至说不出来”(罪,480)。
“这是一种病,正如一切过度的事情一样”(罪,458),过度的情欲操控斯维德里盖洛夫的大脑,精神错乱使得他不能冷静思考,肉体不受大脑的控制,他不自然的笑表露他的大脑对表情管理的失控(意志的不正常),他“宽容地微笑着,脸上的表情显得很不自然”这与他“没有笑的心情”(罪,475)显然矛盾。斯维德里盖洛夫不合时宜的微笑是精神错乱的表征。尤其是杜尼娅开枪擦伤他的脑门,“他那还在抖动的嘴唇上慢慢地勉强流露出了凶狠和讥讽的微笑”(罪,481),面对死亡的威胁,一个意志正常的人应当有恐惧的表情,然而“他轻轻地笑了起来”(罪,483)。
虽然最后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良知醒悟,但是过度、罪恶的淫欲使他继续步入深渊,“精神疾病”使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欲,最后他选择死亡来结束一切罪恶。
二、灵魂的救赎:“由人到神的转变”
对于斯维德里盖洛夫这个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少有的对人物面容的正面进行细致描写,“这是一张奇怪的脸,像一个假面具:白净、红润 ,两片嘴唇鲜红鲜红的,淡黄色大胡子闪闪发亮 ,一头淡黄色头发密密麻麻 ,一只眼睛不知怎的蓝得有些过分,而目光不知怎的过于阴暗和呆滞。”(罪,455),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满脑子淫秽下流的思想情场老手,在斯维德里盖洛夫得知杜尼娅不爱他,但是出于人性的悲悯和善良,还是不忍心杀死他,他的世俗道德原则被唤醒,“仿佛有什么东西一下子从他的心里掉下来了,”(罪,484)他长期以来的罪恶感在这一刻突然幡然醒悟,良知使他看清自己“这不仅仅是对死亡的恐惧”,“这是摆脱了另一种更悲哀、更忧郁的感觉的心情”(罪,484),长期以来以忧郁的形式围绕着他的罪恶,此时受到了杜涅奇卡无以伦比的贞洁的审判。杜妮亚广博的爱使他感到忏悔和罪孽,开始了他的赎罪,做出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举动:帮助索尼娅无依无靠的弟妹,并且给了索尼妞一笔钱让她脱离窘境;他还给那个未成年的小妻子送了一笔钱让她们的生活有点希望,这与他之前淫荡无耻的举动大庭相径。斯维德里盖洛夫在杜涅奇卡丢掉手枪的那一刻发生了神奇的改变,他人性中“善”的一面被唤醒。
然而他在现世中的救赎行为并不能为他谋得真正的心理安宁,他的精神错乱并没有因此有所减缓,反而在梦中“压抑的性欲”表现出来,善和恶浑然一体的斯维德里盖洛夫因为无法摆脱的“恶”,最终他选择死亡,“去往美国”即是去往来世寻求灵魂救赎。
对于斯维德里盖洛夫来说,自杀使他脱离肉体,脱离现世,因为“自杀明确了人和上帝的关系”[ 【美】伊琳娜·帕佩尔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杜文鹃、彭卫红译,2003,吉林人民出版社,17页。]。用基督教的术语来讲,人是上帝的一部分,因此不应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一旦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意味着盗用神的权威,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自杀无疑是从人到神的一种转变,他摆脱了“害怕疼痛”(陀自述,104)和“另外一个世界”(陀自述,105)的两种偏见。
对他来说,生存或死亡并无差异,上帝将不存在 ,而他本人将会是一个神。自愿接受死亡的能力将人变成神,斯维德里盖洛夫“洞穿错误观念之谜”(陀自述,106)“战胜痛苦和恐惧”(陀自述,105),“把灵魂由这个世界转移到另外一个世界”[ 【美】伊琳娜·帕佩尔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杜文鹃、彭卫红译,2003,吉林人民出版社,16页。],到另一个世界寻求救赎。
三、个体的自杀与社会的联系
自杀意味着肉体的消亡和灵魂的解脱,在斯维德里盖洛夫自杀之前,他企图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挽回曾经的罪恶,小说三处暗示他曾经致使一位少女的死亡,分别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自首前和斯维德里盖洛夫在小酒馆的谈话以及杜尼娅与斯维德里盖洛夫在房间交谈,最后一次是在斯维德里盖洛夫的梦中:一个十四岁投水自杀的少女,梦中洁白的“水仙花”暗示着曾经有一位贞洁的少女被斯维德里盖洛夫所玷污[ 陈思琪:《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梦境描写》,2012,23页。]。
斯维德里盖洛夫梦见的第二个女孩,当他把女孩放到床上时,原本女孩“苍白的面颊已经泛起红晕,这红晕仿佛比通常的孩子们的脸上的红晕更加鲜艳、浓郁”,“鲜红的嘴唇仿佛在燃烧”(罪,496)纯净的孩童在斯维德里盖洛夫斯基的梦里居然变成了“淫荡的,风流女人的面孔,法国妓女无耻的脸”(罪,496),梦境是压抑的另外一面,换句话说,虽然斯维德里盖洛夫斯基意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但是他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无法控制“精神错乱”,无法挽回和弥补在现世中造成的伤害和罪恶,只有通过死亡,才能获得灵魂的救赎。
值得注意的是,当斯维德里盖洛夫在清晨醒来在大衣中摸出手枪,他没有马上选择自杀而是做出一系列无聊的举动:他陷入沉思,盯着苍蝇很久又用手去抓它们,接着走出房门来到街上,在一处石头房子面前站定,最令人费解的是,自杀时,他突然想到“至少有个正式的证人......”(罪,497)他在“阿格硫斯”站了一会儿功夫才开枪自杀,并且在扣动扳机前“阿格硫斯”完全机会救下他,因为他们不过三步距离而已。可见这里是作者的一种安排,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自杀是必然,而非偶然。
自杀者的身体的双重性暗示着自杀问题追根到底是在社会,在集体活动的结果。斯维德里盖洛夫的个体自杀实际上是俄国社会的整体问题,反映了个体与社会的联系、部分与整体的联系。《罪与罚》写于十九世纪中期,而19世纪中叶在尼古拉二世统治下的俄国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沙皇专制残暴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给人们精神上带来了沉重负担,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病态特征”实际上是整个俄国社会的病态隐喻。
所谓“自杀流行病”实际上是时代社会的特征和产物。个体犹如细胞,一旦个体的“恶”的病态蔓延整个社会机体将会混乱,因而斯维德里盖洛夫的个体自杀,被杜尼娅的贞洁唤醒良知,最后通过自杀获得肉体的消亡和灵魂的不朽,暗含作者对于现实的“恶”必然被广博的爱所战胜的信念。
总结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他那个时代的理性风尚和道德风尚,他笔下的斯维德里盖洛夫的个体自杀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病”,个体自杀的原因往往复杂,而自杀反映出的问题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问题,更是时代的精神产物和文明特征。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自杀集中和吸收了多种多样的含义,并且在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交融转移的进程中,这些含义也会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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