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的书我只看过一本——被某些读者称为圈钱之作的《我的心灵阅读》。
同为女人，我也不想用“王小波老婆”来标签她，你们可以把王小波看成一个无性别的中性词，用这个称呼完全是因为我看王小波比较多。就好比你吃拐角煎饼比较多，要你称呼卖煎饼的大爷，你第一印象不是王忠国，而是拐角煎饼大爷，
她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也是一个“危险”的女人。总而言之，我小姨（高中语文老师）说看她的书要小心。可能因为太与众不同，就显得有点危险。毕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学的女社会学家”。
看书是一件挺私人的事情。以前被别人看到我在看书我就觉得特别不自在。因为这特别能暴露一个人的品味和喜好。我也不想被别人看到在读色情文学和成功学鸡汤自传啊。
20岁时，感到绝对的精神荒芜，渴望读书的念头几近癫狂。当时正赶上‘文革’，所有文学名著都禁掉，读书成了一种地下活动，这简直是为我的读书狂热火上浇油。还记得当时对这些书的渴望程度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饮鸩止渴。这些书确实在当时被称为毒草，而我当时的心情也确实是即使它是毒药也要喝，即使喝完立即死掉也要喝。
不愧是两夫妻，我记得王小波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看喜欢的人或者名人的书单，则满足了一种窥伺欲。通过看一样的书，去了解对方的精神世界，好像拥有了相似的学识和喜好。
在李银河的书单上找到我过去看过的书，然后看她的书评，同时感到深深的失望。
因为这书评写得像语文练习册的阅读题答案一样。
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两对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十分动人。达西虽然有些傲慢和阶级的偏见，但是伊丽莎白是那么自由，单纯和爽朗。小说讴歌了青年人冲破社会的世俗的财产观念的束缚，追求纯洁和崇高的爱情。与当今社会中的拜金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原因可能在于中国正处于从绝对贫穷的社会进入富裕社会的初级阶段，所有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财富上面。等到财产分化的状况稳定下来，超越财富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纯洁爱情才会争得一席之地。
一段完美的中心思想总结！
故事定性——人物性格描写——讴歌与对比——升华主题
好像回到了中学时代。
再看看另一个比较有趣的。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相比之下，会觉得中国没有任何一个阶层的人是风雅的（或说是优雅的，体面的）。中国人活得轻松，平等。两个社会是很不同的，倒让人觉得中国这样也蛮好的，在法国那种有等级的社会中生活太过费神了。至于中国做派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革命把所有的贵族全都摧毁了，所有的体面都仅仅与后天获得的地位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从儿时熏陶出来的。地位一旦失去，体面就没有了，不像世袭贵族，即使地位失去，体面犹存。相比之下，中国人也较少附庸风雅，盖因真正风雅之士的阙如，无处可附也。在这个社会中生活虽然轻松愉快，但是个人尊严是个问题，人们往往根本意识不到这件事。
可惜书中这样酣畅的个人观点比较少，大多都中规中矩，如果不是因为李银河，这本书卖不出去。
书中最有价值的一段是她谈王小波的意义。
在官方的文学体系中，文学首先要承载意识形态的功能，它或者是这个阶级的，或者是那个阶级的，或者是进步的，或者是落后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正确的得到正面评价，错误的得到负面评价。在某个特殊时代，作家要为他们作品的错误受到批判，斗争甚至行政处罚。
其次，文学要承载宣传和阐释的功能，它要传播某一时代认为正确的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图像和符号的阐释。在某些时候，它甚至被要求有战斗力和杀伤力，为某一个阶级和某种政治斗争服务，它的作用是冲锋陷阵的号角和投向敌人的匕首。在意识形态改变之后，文学被要求为新的价值服务，批判旧的价值。这就是所谓“伤痕文学”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我不愿意听到有人把《黄金时代》叫做“知青文学”，觉得完全文不对题。
再次，文学要提升人的灵魂，它要负责把坏人教育成好人，使坏人看了幡然悔悟，从此洗心革面，使好人看了备受鼓舞，更加意气风发。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前辈在读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之后说：没有感觉到这本书能够提升人的灵魂。王小波为这一评价相当郁闷，耿耿于怀，不然不会在一篇杂文中专门提到：我最想做的不是提升别人的灵魂，而是提升自己的灵魂。
王小波的文学与上述一切毫无关系。
总而言之，如果你提前看过一些作品，再看看作家写的书评，若方向一致，你可能感到一种果然如此的欣慰，如果和你想的天南地北，你可能觉得这个作家是什么狗屎品味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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