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现在的说法，张爱玲是一个“职业作家”——以写作谋生的人，除此之外，她几乎一无所长，夸张地说，她生活不能自理。写作成了她唯一的寄托。对于一个出生于官宦世家的千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然而，从小缺乏双亲之爱，迫使她选择独立，尽管这种“独立”实在漏洞百出。她是逃出来的，像她笔下的白流苏那样，去追寻她的小日子，这是乱世下一个女人的内心诉求。可以这样说，自打她走向写作之路时，她就是世俗的，写作养活了她，也成就了她。
女神张爱玲
张爱玲在《论写作》里说：“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单靠一两个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要争取众多的读者，就得注意到群众兴趣范围的限制。”她必定深谙此道。据说他的小说集《传奇》四十年代出版时畅销不衰，在坚持“世俗”的条件下有此盛况本不足为怪，怪的是她的作品又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世俗”，如今已成为文学经典。
中国是有世俗写作的传统的。这种“世俗”并非露骨的妩媚和无聊的琐碎以及强烈的功利交融起来的产物，而是“生活的本来面目”，那种自然流动的状态。《诗经》对“爱情”的描写，缠绵悱恻，如孔子所言“色而不淫”；《古诗十九首》中有很多“思妇诗”表达闺中妇人对征人的思念，古代战乱，这是她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唐诗延续这种遗风，“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又是一曲闺中怨；宋代，词为艳科，士大夫纷纷效之，蔚然成风，却写得含蓄克制，柳永便是此中好手；明清小说，如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向来以“实录”著称，古典的“俗”，凭着雅驯的语言，透露出别样的韵味，这也许是此派小说的闪光之处，曹雪芹的《红楼梦》对大观园日常的书写更是使得这种“世俗”拥有了存在的根基，生活就是这样的。张爱玲天然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保留着此种充满生活意味的世俗写作。
她并不像冰心、丁玲、萧红等人，投入到“革命”当中，写写“问题小说”，或者干脆为前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比如丁玲的《韦护》，萧红的《马伯乐》——这些太过宏大的叙事。她也不同于苏青，将写作视为一种“消遣”，顺便挣钱，苏青在当时可是有名的畅销书作家呢。张爱玲是“世俗”的，她自有她的“理想”，或者不能说是“理想”，“生活”二字更为恰切。她没有忘记“世俗生活”，那些女人们不都是在向自己的“世俗生活”靠近么？
冰心
从“世俗写作”的角度来看，张爱玲的此类小说有三个关键词：恶意、自我、行动。这显然超出了“世俗写作”传统所涵盖的范围，张爱玲的高明之处就在此。“世俗”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吸收新的养分，但那种“庸常”，至今还在，更为让人惊叹的是，张爱玲在“庸常”里看到了“传奇”。“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金锁记》写的是“恶意”。《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女中学生葛薇龙，家境贫穷，不得已向生活腐败的富孀姑母求助，而被姑母家中的奢华所震撼，于是她开始迷恋。姑母利用她来勾引男人，使她慢慢堕落。她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无法自拔。家境的贫穷冥冥中暗示着她的命运。她成为了自己口中的“妓女”，出入于风月场，获得虚荣的同时，又常常自嘲。遇到花花公子乔琪之后，以为找到救命稻草，“要离开这儿，只能找一个阔人，嫁了她。”嫁一个富人也是当下的一种“潮流”，看来这种传统历史悠久。葛薇龙只能这样，不然让她去死？
《金锁记》会让人咬牙切齿。出身于小商人家庭的曹七巧加了一个残疾人。这就是放到现在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那她为什么要嫁？婆家有钱啊，就是这么简单。曹七巧喜欢钱，她不是高尚的人，一个渴望富贵的小妇人而已。她的代价是沉重的，爱欲受到最大限度的压抑。一方面是财欲的压迫，另一方面是情欲的落空，她怎能不分裂？她的所求不就是千千万万个女性共同的愿望吗？却是这么难，把她逼成了性格扭曲、行为乖戾的“魔王”母亲，破坏儿子婚姻，折磨儿媳致死，接着又拆散了女儿的爱情。她就是看不得子女幸福，因为她自己太过悲惨，她报复，只是因为她接受不了，因为她守了三十年，到头来一场空。理想幻灭后的曹七巧恰好从反面说明“世俗生活”对一个女性的重要意义。
金锁记
《半生缘》和《红玫瑰与白玫瑰》写的是“自我”。《半生缘》中的顾曼桢有着清晰的未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与世均过上幸福生活，但却被姐姐曼璐毁了。她无法拒绝姐姐的请求，她于心不忍，姐姐为了这个家付出了一生。她答应姐姐嫁给姐夫，并生一个孩子来拴住姐夫。结果，姐姐与姐夫名存实亡的婚姻是保住了，但曼桢从此注定与幸福无缘。可是她没有放弃追求自己的幸福，属于她自己的生活，就像往日憧憬的那样，回过头来才发现，她从前的爱人世均早已与别人结婚。她努力过，坚持过，最后还是失败了。她没有忘记吧，无论何时。
半生缘
《红玫瑰与白玫瑰》写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热恋之时，透露出一种隐隐的“无奈”，她是不是察觉到什么？爱情只存在于理想之中，一碰上生活的琐碎就败得一塌糊涂。小说中的“红玫瑰”王娇蕊在嫁给士洪之后才发现真爱是振保，希望与振保结婚，振保怕她的名声影响自己的前途于是随随便便娶了“白玫瑰”孟烟鹂。这孟烟鹂说来是个标准的妻子，却没有赢得丈夫的怜爱，最后出轨。她们俩有着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性格，结局却很相似，“红玫瑰”毅然与士洪离婚证明自己“爱过”，而“白玫瑰”孟烟鹂逆来顺受，失去自我。她们最终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红玫瑰与白玫瑰
《倾城之恋》体现的是“行动”。“世俗”不是一堆不痛不痒的概念，如何世俗？行动啊！她在《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一文中说：“《倾城之恋》我想还是不坏的，是一个动听的而又近人情的故事。”这里的“近人情”大概就是指战乱下凡人的世俗生活。白流苏和范柳原终究不过是一介凡人，表面上，范柳原似乎高人一等，白流苏肯定落得个“齐大非偶”的结局，但在生活面前，又有什么高下之分呢？“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听听“张爱玲”的“呐喊”。结尾处，来这么一段：“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盈盈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本来是非常简单的要求，却需要一个城市的陷落才能成全。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换来了“倾城之恋”。还好做到了，还好。
《倾城之恋》电影剧照
在张爱玲的笔下，诸女性少有团圆的结局，《倾城之恋》算是为数不多的“喜剧”之一。细细一想，白流苏和范柳原虽然结婚了，但是“爱情”还在吗？一纸结婚证能栓得住浪荡惯了的范柳原吗？小说没有继续描写他们的婚后生活，但不难想象。现实中，张胡之恋最后也没有走到头。世俗的生活就是这样，充满着偶然与未知，浪漫过后剩下的是燃烧过的残渣，张爱玲不会不知道的，而她写的就是女性所经历的（或者说她自己曾经历过）的世俗生活。张爱玲从来不承认她小说带有的自传性质，《小团圆》中类似自己经历的情节她也否认。她只是在掩饰那种彻骨的“悲凉”吧。
小团圆
要是你把目光转移到当代的一些女性作家身上，你就会发现，这种世俗的“悲凉”销声匿迹。学者们以为“女性写作”就是女性以“身体”反抗男权话语的方式（这起码是一种普遍的看法），但张爱玲所表现出来的“女性写作”立场却是生活本身，确切地说，是女性生活本身，要知道，女性不仅仅只有“身体”，还有具体的生活。
王安忆的《长恨歌》显然受到了张爱玲的影响，但它更多地关注“上海”这一形象，它承载的历史，王琦瑶只是一种进入的媒介，她“死于非命”的结局正说明此点。她被历史推上了舞台，当历史的大潮将舞台淹没，她也就完成了他的使命。她不是被“世俗生活”消磨的，她献身于宏大的历史框架。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也可列入“女性写作”的范畴，小说以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口吻，讲述一个弱小民族的抗争故事，这里的“女人”只是一个讲述者，是整个民族命运的见证者，她是一个“符号”，象征着“英雄”，迟子建说：“她们对苍茫大地和人类充满了悲悯之情，她们苍凉的生命观，从容镇定的目光，不畏死亡的气节深深感动着我。”
还有另一种思路，便是学者们口中的“身体写作”或“私密写作”，代表人物是陈染和林白，她们凭着自己的身体（先天的优势），讲述了她们自己独特的故事，很多时候，抛开女性感性的言语之外，就只留下身体了。比如陈染的《私人生活》，基本上就是一部女性成长史，不过，它只可能是陈染自己的“成长史”（或自己虚构的），这种成长来自于对女性身体的探索。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从“抚摸自己”开始，奠定了整部小说的私密性。这样的写作道路，偏向了“个人”而与“世界”产生隔阂。所谓“世俗”，必定要与世界相关，它是综合的，是“日常”的。海德格尔所言“存在于世界中”在此可借以说清“世俗”。“女性写作”抛弃了女性世俗生活，那么只余下一具空壳了。
新世纪以后，诸如棉棉、卫慧、安妮宝贝、安意如等，她们的写作有一个总体的倾向——“感觉派”，可谓新时期的“感觉派”，棉棉的《糖》和卫慧的《上海宝贝》表现出“肉感”和“快感”，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和《安意如》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以“抒情”见长，是关注“感情”的代表作。但这种“感觉”很容易耗尽，近几年这批作家也相继沉寂，足以说明这种先天的局限。
安妮宝贝
退一步说，不只女性作家如此，就连男性作家也鲜有关注“世俗”的。试问，当下还有张爱玲这种自古代而来的“世俗写作”吗？所谓“新写实主义”？那种试图还原“毛茸茸”生活的写作方向？这种“新写实主义”看似是反抗旧的“写实主义”（比如中国古代的写实传统）而应运而生的，实则并未超越旧有传统的藩篱，甚至陷入了狭隘的琐碎，大大限制了小说的延伸空间，形式上虽然取得了学者们的赞扬，“内在气质”上却输了境界。一个窘境摆在作家们面前：他们深深受了张爱玲这种世俗写作的影响，比如上面说到的王安忆，还有很多男性作家，包括苏童、叶兆言以及台湾作家白先勇。起初，他们也许小心翼翼地模仿过张爱玲，但越到后来他们的那种“逃避”就越占上风，于是，他们离张爱玲就越来越远了。哈佛大学的王德威喊出“谁怕张爱玲”的豪言壮语，确实鼓舞人心，可纵观这些作家的创作，他们不仅丢失了那种“世俗”，也将“自我”抛弃了，落空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老一辈作家还算幸运的话，那么，当下的年轻作家如何呢？他们是不是已经忘了张爱玲，忘了这世间还有“世俗”。有人说，张爱玲最好的作品都完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这样说来，已经过去六十多个年头了。这六十年恰好是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各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底还是遗忘了这种“世俗”。青年作家有的怀念着逐渐消失的“故乡”，山山水水、远亲近邻，有的迷上都市的爱恨情仇，有的耽于纯粹的幻想，有的则拾起“先锋”的武器预备大杀四方……
张爱玲为她的作品覆上了一层世俗的底色，后来，她居然学会自己买菜了，看来她终究还是明白世俗对于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并不是单单停留在口头上，即使在明眼人那里，此类努力难免微不足道。这是“存在于世界中”的写作，不断提醒人们，在一切色彩当中，唯有“世俗生活”才是原调，才能绽放恒久的光辉，“世俗写作”的传统并没有失去生机，而这也许是以上作家突破局限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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