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有很多阴暗的角落是我们未能触及，那些角落有的叫外星幽浮，有的叫鬼魂邪灵，有的叫秘密组织，当然还有都市传说。
或许真相和我们想象未必相同，但绝不会不存在，亦都不能忽视。
各领域的知识总有相斥之处，甚至水火不容，特别在神秘学和正统知识之间。
然而倒有一点是非常相信的：在全世界的山林，有一种超乎我们想象的神秘种族在躲藏着。它们历史悠久，在世界各地有不同名字，和人类共存。
影片《迪亚特罗夫事件》是根据1959年前苏联发生的一起真实神秘事件为构思的一部伪纪录片。
在观看完这部电影的同时，也来看一看背后的真实故事。
乌拉尔技术学院
事件发生在1959年2月，前苏联境内的乌拉尔山脉中。
在1959年，10名苏联大学生前往乌拉尔北部的奥托尔滕山，进行当时流行的滑雪探险。
参加此次登山滑雪活动的小团队共8男2女。其中领队伊戈尔・迪亚特洛夫 23岁，其余的成员最大的38岁，最小的成员21岁。队伍中所有的人都有2年甚至更长的高山登山经验。
尽管冬季的乌拉尔山的攀登非常困难，但因为这组登山队员全是有着丰富的滑雪和高山登山经验的成员，而且目标奥托尔滕山的高度，也仅仅只有1230米而已，因此这一攀登计划在这群年轻人的眼里，并不是什么极其危险的挑战。
1959年1月25日，一行人坐着火车来到了离目的地最近的城镇伊夫杰利，这是一个人口不足万人的小镇。
26日，他们转乘卡车，来到了位于奥托尔滕山东南方40公里，离登山口最近的一个小村，维加依。
维加依车站
1月27日：迪亚特洛夫向当地的农民租借了一匹壮马，帮助他们搬运行李。他们当晚到达一个被遗弃的村落，并以那里作为营地。
1月28日：队员尤里・尤丁由于患上神经根炎，腰部和腿部出现剧烈痛楚，最后决定在村民陪同下骑马折返。日记记录了众人对尤丁的不舍。
为了保持联络，队长迪亚特洛夫与尤丁约定，等他们从奥托尔滕山上下来，回到维加依的时候，就会给他和学校拍电报。
而按照之前的安排，迪亚特洛夫小队最晚也会在2月12日返回。于是与迪亚特洛夫等其他9名队员告别后，尤丁就一个人先行返回了伊夫杰利。
不得不说，尤丁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在山上，会有怎样的厄运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柯尔莫戈洛娃在和即将离队，独自返回的尤丁告别
尤丁离去后，其余人也踏上他们称为“真正的山路”。他们脚踏滑雪板，双手握紧滑雪杖，向着白茫茫的险要山脉前进，周围再不见半点文明的踪迹。
当天晚上他们在洛兹瓦河一带扎营。值得留意的是，队员克里沃尼申科因为被其余队员点名睡在煮食炉旁边，一度情绪爆发，失控地大吵大闹，哭诉众人如何在旅程中欺负他。
虽然事件过了一会儿后平息，但众人仍然难以入眠。
营地
1月29日：从日记看来，迪亚特洛夫他们未由昨晚的争吵恢复过来。有别于平日详细的叙述，今天日记简单地写下他们走过一段路径后，便以「就是这样」作草草了事。
1月30日：气温已经跌至-26度，风雪愈吹愈猛，雪积已经有一个小孩的高度。他们尝试沿着当地猎人留下的标记找寻山路，但都碰了几次死路，徘徊在河床一带，众人士气低下。他们最后随便在森林外围找个地方扎营。
1月31日：最后一日的行程也没什么大突破。他们攀过奥斯皮亚山谷后，便在一空地扎营休息。以下是日记最后一段的记录，由队长迪亚特洛夫择写：
「身心交瘁，我们准备扎营。我们今天没有挖洞生火，木柴已经接近耗尽，而且我们所有人都体力不支了，幸好我们还有些干粮作晚餐。很难想象在山岭有个如此舒适的地方，阵阵凉风吹过来，远离烦嚣。」
以上内容来自一本搜索队在迪亚特洛夫他们帐篷内找到的笔记本。
没人确实知道在1月31日之后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引致9名登山者偏离计划路径，来到有“死者之山”之称的霍拉特山坡上，并变成九具残缺不堪的尸体...
2周时间过去了，在伊夫杰利的尤丁依然没有等到迪亚特洛夫一行人的电报。
2月12日，尽管迪亚特洛夫还是没有出现，但尤丁记得迪亚特洛夫曾经说过，他们可能还会在山上多走几个地方，于是他便先独自回到了叶卡捷琳堡。
然而，2月16日的时候，其他参加登山的成员的家长们，开始频繁地联系乌拉尔技术学院，询问这些队员的情况。学校在联系了尤丁之后，才意识到：这些队员可能是遭遇了什么情况。
于是在2月20日校方终于抵受不了家人同学的压力，于是在校内组成搜索队，老师同学纷纷加入搜救。
数天后，他们再向驻乌拉尔山的军方求助。军方立即派出搜索队，并出动直升机。
直到2月26日，搜救队在距离奥托尔滕山山顶5公里的霍拉特夏福尔山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帐篷。里面什么人也没有，而所有失踪人员的行李装备，都还在那个帐篷中。
当搜索队来到案发现场时，登山帐篷已经塌陷，积雪覆盖大半个帐篷。长方形的帐篷用四支雪杖横向地固定在钭坡上。帐篷沿钭坡向下的一边被人从内部用刀划出数一个大切口，旁边还有数个小切口。
小切口看似是用来窥视外边情况，而大切口则用来逃生。至于什么东西令到登山者慌张得不用旁侧的帐篷出口，而直接割开帐篷逃生呢？没有人知道。
搜索队看到大切口对出有九组脚印，然而这九组脚印没有一个是穿着完整的鞋子，有的只只穿着一只鞋，有的穿着袜子，甚至有的光着脚在雪地行走。
更加让人困惑的是，搜索人员在营内找到大多数雪地求生用的必需品，例如厚衣、防水褛、雪鞋、电筒和刀子，还有的少部分衣物散落在离帐篷十多米的地方。
综合以上三点看来，迪亚特洛夫等人似乎察觉到山坡上方有什么恐怖东西汹涌而至，逼使他们要在数秒内离开营地。
搜索队跟随脚印追查，脚印向着下方森林方向前进，但大约过了500米后便失去踪影。
根据到目前为止的情况分析，有着丰富的雪山登山和搜救经验的救援者们进行了分析：
1. 登山者们一般很少在雪山的斜坡上宿营，因为有可能会面临积雪滑坡甚至是雪崩的危险。然而，根据尤丁的回忆，领队迪亚特洛夫的习惯是爬到一定海拔高度后，便沿着山脊前进，所以当天他应该是想要登上霍拉特夏福尔山的山顶，然而爬到一半才决定就地休息宿营的。
2. 从帐篷内部将帐篷撕开，这种情况尽管少见，但往往是在遭遇了雪崩时，不得已采取的紧急自救方法。因此，很多搜救人员认为这些失踪的队员，应当是以为雪崩即将发生，所以慌忙跑出了当晚宿营的帐篷。
3. 从他们的脚印向高处的森林延伸，也表明队员们都有着丰富的应对雪崩的经验：一旦雪崩发生，沿着侧面向高处植被逃生，是更有效回避开雪崩区域的办法。
4.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搜救队发现帐篷的时候，这个帐篷并没有被雪所覆盖 —— 甚至连队员们逃生的脚印也赫然在目。如果是发生雪崩的话，帐篷很有可能会被从高处随着雪块一起被冲到低海拔处，并且遭到一定程度的掩埋，同时内部人员在逃生时留下的脚印也是不可能保留下来的。
所以根据现场的情况判断，雪崩，至少是大规模的雪崩，是根本没有发生的。
在从维加依农庄出发前，所有人与当地农庄居民的合照
直到2月27日，两名搜索员在为搜索队寻找营地时，来到山下的河流，他们在一棵高大的红松（离营地1.5公里）下找到24岁的尤里・格里沃尼希琴科和22岁的尤里・德洛琴科的尸体。
被发现的两个人都赤身裸体，只穿着内裤，脚上没穿鞋。在树下，还有曾经燃起篝火的痕迹。
另外，搜索队察觉到红松上5至4米高的位置的树枝折断了。他们推测曾经有人爬上树，用利刀割下树枝作柴取火，又或爬上树端观察远方营地的状况。
不久后，搜救队又发现了三名队员的遗体，他们是队长迪亚特洛夫，22岁的女队员季涅塔・柯尔莫戈洛娃，以及23岁的鲁斯腾・斯洛柏丁。
三人分别距离那颗大树的距离为300米、480米和630米，几乎排成一条直线，而且倒下的方向，都朝着帐篷的方位。
遗体迅速被运回了叶卡捷琳堡，并在法医处接受了尸体解剖。被发现的五具尸体的死因都是「低温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冻死」。而根据尸体胃中和肠道中的食物消化状况确定，死亡时间距离他们上一次进食为6-8小时。
考虑到高山登山露营时的时间，法医基本确定他们死亡的时间先后为夜里0点至2点左右。其中在大树下发现的两具几乎赤裸的遗体是最先死亡的。
接下来一星期没有找到任何尸体，但在营地不远处的雪地底下找到一把手电筒。电池已经耗尽，开关仍然是开着。搜索队推测登山者逃生时曾经用手电筒照明，但后来又因为未知的威胁而逼住丢弃它，以免暴露自己的行迹。
至此，搜救队基本确定了这次悲剧的发生状况：
1. 当晚，登山队员们在吃过晚饭后已经先后睡下。然而，在遭遇了某种原因后，队员们判断雪崩即将发生，于是慌忙跑出了帐篷；
2. 按照有经验的队员的指示，所有人都开始向较高的森林中转移，以躲避雪崩；
3. 然而，在进入树林后，他们发现雪崩并没有发生，同时一些队员因为跑出来的时候过于匆忙，防寒服和鞋子都没来得及穿上，所以出现了低温症；
4. 队长迪亚特洛夫带领队员们在红松树下点起篝火取暖，然而因为当晚的降雪和大风，篝火并没能起到太有效的作用，导致了两名队员的冻死。同时，他们也尝试在风雪中爬上大树，辨别帐篷的方位；
5. 为了让剩余的队员可以充分御寒，死去的两名队员的衣服被扒下来，被幸存的队员们穿上，之后3名队员开始冒着风雪，想要回到帐篷中；
6. 然而在夜间的风雪中，尝试回到帐篷里的三名队员先后倒下，冻死在了风雪里。
在奥托尔滕山上，这个季节的最低温度会达到零下30多度，日间气温也只有零下15度。在这样的天气中，队员们在风雪中迅速损失热量，从而导致了快速的死亡。
这一解释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尽管有两具尸体几乎赤身裸体，但是考虑到登山队当时的困境，把已经死去的队员的衣服扒下来穿上，这也是符合情理的做法。
然而，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有一个：还有其他四名队员尚未被发现。
尽管出动搜山的人手和器材都已经达到了最大负荷，但是其余四名队员的下落仍然不明。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大规模的搜索活动只得暂时停止。
而当时在叶卡捷琳堡地区，人们也都为这群年轻人所遭遇的不幸深深地惋惜着。当然，作为一起大学生登山遇险事件，这件事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
然而，让事情峰回路转的转折点，还是出现了。
1959年4月中旬，在山上冬季的积雪开始融化的时候，搜索队才在离红松树70米的地方找到。四名登山的尸体，虽然离其他尸体不远，却被埋藏在接近5米深的积雪下。
发现遗体的地方，位于从那棵红松树继续向山脚下前进的森林中，距离森林边缘75米。最初，人们只是认为他们四人应该是在向另一个方向逃生时，失足滑落溪谷而死的。
从他们的身上，找到了一些其他队员的衣物。因此搜救队判断，他们在向这个方向前进之前，曾经和迪亚特洛夫队中其他队员商议过：将队伍分为两组，一组返回帐篷等待救援，另一组沿山坡下行，去寻找当地的居民求救。
但是，在这四具遗体运回叶卡捷琳堡后，人们才发现事情并非像想象得那么简单。
队长迪亚特洛夫
后找到的这四具遗体分别是：
21岁的柳德米拉・朵比尼娜（女）
25岁的阿列山大・克列瓦托夫
24岁的尼古拉・契波布里纽里
38岁的阿列山大・佐罗塔略夫
与预想的不同，这四个人都不是冻死的，而是受到了致命的伤害而死。
朵比尼娜和佐罗塔略夫两人的肋骨几乎全部折断。根据负责尸体检验的鲍里斯・沃兹洛兹登尼博士分析，这样的损伤几乎相当于一个人的胸口被汽车以80km/h的速度直接撞击而导致的结果。肋骨的碎片深深地刺进了这两个人的肺部和心脏，导致了致命的创伤。
尼古拉・契波布里纽里的头骨有3/4遭到严重破坏，头部完全变形。
阿列山大・克列瓦托夫的大腿骨碎成三段，双臂也有多处骨折，同时骨盆完全碎裂，脊柱折断。
尽管在雪崩中，遇难者的遗体会出现很多骨折的情况，但是严重成这种情况的骨折，在所有的雪崩遇难者中是从未出现过的。
而更恐怖的是，佐罗塔略夫和朵比尼娜两个人的尸体上，双眼的眼球都消失了，同时舌头也被连根扯掉了，舌动脉喷出的血很多都倒流回了胃内。
朵比尼娜的尸体
而更加可疑的地方，来自于这四具尸体上的衣物：从衣物中分析出了大量的放射线残留，其强度几乎相当于曾经将放射性元素直接装在衣兜里一样。
这些异常情况，立刻引起了大量的注意。
对后来发现的四人的死因，警方最初的调查是从动物攻击导致的伤害事件开始的。
警方提出的想法是，四人在寻找下山的路径时，可能惊醒了尚在冬眠中的熊，从而遭到了袭击。产生这样的想法，是由于四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骨折，这很可能是大型动物的攻击所导致的。
然而从遗体的分析上，警方找不到任何动物的毛发，而且假如袭击他们的真的是熊的话，熊的利爪会对衣物造成严重的撕扯破坏，但是在四具遗体上的衣物保持完好。因此这个推测很快便被推翻了。
而从朵比尼娜和佐罗塔略夫尸体的眼球和舌头缺失的情况来看，警方也提出过是否为狼或者乌鸦吃掉所导致的。
然而从四人的遗体埋藏情况来看，任何动物都不可能从五米深的积雪下挖出尸体来吃掉，而且除了朵比尼娜之外，其他三人的尸体外观都保持完好。
曼西人
考虑到人为挖去眼球和舌头的可能性，警方将目光又转向了当地的原住民：曼西人。
曼西人生性和善，喜欢饮酒，并以狩猎为生。这些年来只发生过一宗谋杀旅人案，而且原因还要是一名女地质学家擅闯曼西人的圣地，破坏圣物来取石。通过走访了几个曼西人的集落，警方一无所获。
同时，在叶卡捷琳堡的分析人员也否定了这些登山队员被曼西人所杀的可能性：
在尸体上，尽管法医发现了诸多严重骨折的痕迹，然而尸体的软组织，包括皮肤、肌肉、血管等等，都没有任何的严重损伤。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被棍棒等物打断了腿，那么不仅会出现骨折，同时肌肉也会有一定的撕裂，血管会破裂等等。然而，在这四名登山队员的遗体上，法医仅仅发现了骨头的断裂，却没有严重肌肉撕裂和皮下出血的现象。
根据当时负责尸体鉴定的法医回忆，「这几具尸体的骨折，就好像是从内部直接断裂的感觉，而不是遭遇了外伤而导致的。」
在已知的科学水平下，可能造成这种骨折的情况只有一种：冲击波。
当人体遭受了冲击波的袭击时，与具有高度弹性和韧性的软组织相比，骨骼更容易受到损伤。这也许可以解释在这四名遇难队员身上出现的严重骨折。
然而，人类已知的能够创造出冲击波的方法，无外乎爆炸（包括核爆）、超音速运动等等。在人迹罕至的这个山谷中，究竟有什么能够让他们遭遇到类似于冲击波一样的攻击呢？
而能够印证是否属于冲击波的伤害，还有一个好的印证方法，就是内脏器官的受损程度。
在这四个人的尸检报告的已公布的部分中，除了已知的两人心肺部收到了肋骨碎片的刺穿，其余的内脏受损状况都没有公开，这在尸检报告中是很不常见的。
为什么唯独这部分没有公开呢？
很遗憾的是，在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关于这个事件的调查报告的一份拷贝被再次发现。然而，在这份拷贝中，尸检报告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变形的头骨
而负责这起事件调查的警方，在之后又得到了一个不寻常的线索：
在整个1959年，驻当地的军事基地不时收到来自曼西人、登山者、气象学家，甚至军方内部的人的报告，说见到一个至数个发光橙色飞行物在天空飞际。以当时的社会气氛来说，不认为苏联人会开哗众取宠的玩笑。
巧合的是，另一队登山队，离迪亚特洛夫他们大约48公里，报称在1959年2月1日晚上，目睹一颗发光橙色球体出现在迪亚特洛夫营地方向的上空。其出现时间有机会和迪亚特洛夫队伍遇难时间吻合。
然而，究竟是自然现象、外星人飞船、军方战机，或是导弹？
获得了这个线索，警方再一次检视了迪亚特洛夫登山队留下的日记和照片。在日记中，警方没有发现与这一现象有关的内容，然而在他们留下的照片中，警方开始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内容。
首先，警方从被放弃的帐篷中，只找到了一个照相机。而这个照相机的主人应该是最早被发现冻死的格里沃尼希琴科。他是队伍中唯一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摄影师，也是整个登山活动中拍摄照片最频繁的人。从他的相机中，我们能看到大部分的队员生前的活动：
下面这三张照片，被认为是拍摄于2月1日，也就是登山队存活的最后一天：
然而令调查员们感到疑惑的是最后一张照片：相机被发现的时候，它的快门当时已经上了弦，与我们现代使用的大部分相机不同，那个时代的相机普遍使用机械快门，而且是需要使用者先上弦，之后按下快门才可以拍摄的。
在大部分时间里，为了防止快门被误按下，摄影师们都会在拍照之前才将快门上弦。而格里沃尼希琴科当时将快门上弦，其明显的意图是想要拍下什么，拍下当时正在发生的一件突发的事件。
然而，也许是这件事情太过于匆忙，格里沃尼希琴科根本没来得及按下快门，便匆匆跑进了茫茫的雪地中，将他的照相机留在了帐篷里。
因此，这最后一张照片，事实上并没有被按下快门。而格里沃尼希琴科想通过这最后一次拍摄告诉我们什么，已经再也无法知晓了。
其中只有一台照相机，始终处于工作状态，那就是最后遗体被发现的佐罗塔略夫的相机。
当他的遗体被找到的时候，相机还挂在他的脖子上——尽管相机已经被雪水浸透，彻底损坏，但是人们还是成功地冲洗出了他拍摄下的部分照片。
佐罗塔略夫的相机的第一张照片，是非常令人困惑的：
在这张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下方有三个黑色的物体，应该是带着帽子的三个人的头部。根据推测，这张照片应该是从三个人的头部上方拍摄的。
佐罗塔略夫是最后找到的四人小组中的一员，因此我们可以猜测出那三个人应该就是跟他一起行动的其他三名队员。
然而，他从这张照片中想要表达的，显然不是这三个人的合影，而是在画面左上方，那个明显高亮的物体。
很可惜，我们从这张照片上并无法分辨出那是什么。从前景的三个人呈现出的黑影来看，这张照片拍摄于夜间，而在夜空中能够形成如此强烈的曝光的物体，恐怕我们是无法想象的。
而他显然没有停止对这个物体的拍摄，而是紧接着拍下了这些照片：
从这些光影中，我们完全无法看清这个物体究竟是什么。然而有一点可以确信的是，这个在夜空中发光的物体无疑吸引了佐罗塔略夫全部的注意力，他不停地用照相机拍摄着这个发光物，企图通过这些相片，向我们传达着一个信息：
他们看到了一些极其不寻常的东西。
而佐罗塔略夫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他俯卧在地，胸前还紧紧地护着这个照相机：
然而，在警方将「天空中出现闪光物体」这一事件报告给上级之后，当地警察局马上接到了上级「命令停止调查此事件」的通知。原本负责这起事件调查的警官列夫・伊万诺夫，也立刻被调离了这一地区，调动到了乌克兰基辅。
在1959年8月，关于「迪亚特洛夫事件」的调查，被苏联政府宣布结束。给予事件中九名牺牲者的家属的正式说法，是「因不可抗因素而导致的意外事故」。
在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与苏联军方有关的信息遭到了泄露。而在这些信息中，人们发现就在这起事件发生地附近，恰巧是苏联进行R-7洲际导弹发射试验的轨道经过地。
在苏联解体后，不少当年的政府文件公开给公众查阅。部分有心人翻查当年迪亚特洛夫事件的档案，发现一个颇不寻常的地方。
乌拉尔理工大学是在2月20日左右才首次向警方报案，但警察的开档日期却写住“2月6日”。这日子比迪亚特洛夫等人原定计划向亲人报平安的日期足足早了一星期。
理论上在这之前没有人预料到他们已经罹难。难度警方比学校还早知道迪亚特洛夫等人遭遇不测？
事件中因为偶然得病，而侥幸逃过一劫的尤里・尤丁，于2013年4月27日死于癌症。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
在这起事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的时候，2015年，有一份邮件被寄送到了叶卡捷琳堡的一家报馆。这份邮件中有许多照片，然而，人们并不知道这些照片是哪部照片机，由谁拍摄的，也并不知道，寄来这些照片的人想要告诉人们什么。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照片确实拍摄于这次登山事件之中。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野兽袭击、雪崩还是人为谋杀，都根本无法解释在这起事件中的那些不寻常之处。而UFO、灵异现象和军方秘密试验等等的假说，又彻底缺乏令人信服的基本条件。
在照片上的他们曾经笑得那么开心，然而就在几天之后，他们可能经历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恐怖的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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