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见，我是東澤。你们是否在搭车去机场进行下一站旅途的途中？抑或是本想酣于他乡客栈却因天气躁热空调运行不畅而彻夜难眠？估计也会有人像我这样终日闭门不出，保有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自我安慰心态在寒舍一隅欢喜着打坐站桩，抚琴弈棋吧？俏皮话之类的我还是少讲些，我只管默默坚守自己的乐土，并衷心祝福你们就是，但愿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某个前些日子的凌晨我在朋友圈中预告了自己的长文，此时此刻因写作安排回头重看，却觉略显不雅，语言生硬，并且思路与行文逻辑有欠考量。若我没头没脑的按这思路乱写一气，怕是你们又要说我耍流氓了，因此我今天的话题只是“聊几件最近发生的比较有意思且引起我思考的故事”——请别嫌弃这冗长至极的话题就是。顺带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鄙人近期的闭关， 少出门并几近不见面，甚至连新闻都少有关注，整日研究些老套且繁琐的事物，过着清淡且过分规律的生活，言辞的表露中难免带出“我已与这个世界无关”的愚蠢触觉，若有冒犯还请读者海涵，并试图原谅我这百无聊赖的泛泛之谈。
（一）常青藤事件
应友人之约，我在上周参加了一个常青藤校友见面会——实则只是留学公司推广投资移民业务罢了。后悔没有在这个高干子弟以及商界名宿后代们齐聚的高端场所给自己配上只附庸风雅的深棕色公文包，一身运动着装本就格格不入，却不知大脑如何卑劣的驱使我在第二排就座——校友们身后。我只得若无其事的干咳两声并习惯性的双手交叉置于胸前。
据说这个动作从心理学上来讲是“寻求自我保护”的表现，可没想到实际效果却如此之差——直接有类似家长之类的大龄妇女向我讨话：“这家机构挺靠谱的，投资五十万美元，两年移民，最后还归还除掉利息的本金……您觉得？”
“是啊，听起来可真诱人。”我只得敷衍下去，并略带无聊意味的刺探，“可毕竟这本金难以狠心抛出啊。”
“的确的确，我卖掉了两套闲置用房才算是凑齐……”
鉴于我连“不闲置用房”都没有的情况下再谈论下去怕是要露怯了，只得转移话题吧……我撇头望见她身旁端坐着的男孩，十三四岁的模样，挂着还算是清秀的面容。
“贵公子要出国读书啊？”我边转移话题边继续探消息。
“可不是……现在就是纠结这么早送出去是否正确……毕竟我们能移民还是后面的事情，先让他拿上绿卡，这样对我和他爸都有好处。”她似乎是一脸愁容，露出脂粉难以掩盖的皱纹。
我不忍再继续如同杯中窥人一般窥探陌生人的那堆难言之隐，只得以要去前台咨询为借口告辞。
威廉德雷谢维奇教授曾撰《优秀的绵羊》一书，他以在藤校24年的学习教学生涯为立场讲述这批所谓的优秀的藤校学生早已被学校将自己身上最优质的那份“特立独行”同化。他们做金融，做投行，妙语连珠掩盖住了原先的生龙活虎，以衣冠楚楚的姿态向世人展示最正统与曼妙的“学术舞姿”，正如教授在书中所言：
“他们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群优越感极强的小王八。”
在提问环节我把关于“凭借理想和奋斗是否能争取到更好的教育资源”问题毫不犹豫的抛了出来，当然，我随即就可以感受到空气中那几近凝固的时间流，在这个充满铜臭和利益是非的场所，谈论“理想”和“努力”似乎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你要明白一点……”一位藤校学子开口回答我的问题，发箍紧紧掐住他那桀骜不驯的长发——我联想到他若与一个女人打架头发这部位会成为一个相互的进攻点，嗯，这很公平。“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你的父母辈做的成就够多，你进入藤校的几率自然就大，这是不争的事实，毕竟，私立学校嘛……是需要钱来运作的。”
“那么说你承认这与耶鲁大学的校训‘真理与光明’相违背咯？”
“不不不……校训这东西终归只是个类似骨架或是精神口号之类的东西吧……”
“类比于奥运会的‘中国队加油’或是什么‘保卫南海从我做起’？”
他不言语了，似乎我也没必要言语什么。我不得不承认在面对生活所延伸出的夸张现实时我会觉得在任何一个空间存在都是略显尴尬的，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居然传输给你“别费这功夫了，没用的”之类消极到极点的话，赤裸裸的一针见血。这使我突然联想到在几个月前为了节省健身房的费用活生生靠单杠和双杠进行自重训练，可没想到这反而让我受益太多——这种最原始的方法反而是最奏效的。
想到这儿，我突然就斗志满满了。也不过只是通往彼岸的路径不同罢了，有些人曲折，有些人平坦，但这路途你终归是要走的，并且终点都是统一的。我反倒是担忧那个十三四岁的公子：他手持着被安排好的，似乎是高枕无忧前程似锦的人生蓝图，却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得到的究竟是什么，而我们——我和我身边依旧还相信理想的朋友们所拥有的是他们没有的：那份固执，坚韧，与勇气。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已是越来越少的看到谈到‘理想’一词眼睛里还放射出令我感动的光芒的人，那种对真理与光明极度渴求的态度曾让我在过去的几年里每每偶然见到就忍不住落泪。当然我也有十足的自信去相信，十年后，甚至更短，世界要正视我们这帮人的存在——我们会创立一个王朝，一个时代，我们会手持真理与光明之钥在山峰上屹立不倒。不过，可能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爬藤’，但这至少降低了我们成为小王八的概率。
（二）行万里路还是读万卷书？
我羡慕在外漂泊并竭尽全力寻求快乐与舒爽的人们，他们总是肆无忌惮不知疲惫的飞来飞去，却依旧能够保持充沛的体力与精神进行每时每刻的享受并及时做好对下一时段该如何去享受的规划，这让我深切的怀疑起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句话。
从现实意义来讲，这并不是可以并驾齐驱的两件事。拿我这个极少出行，缺乏生活情趣情调的人来说，我并不认为玩着游戏坐着没滋没味的飞机去进行没有意义的‘到此一游’是‘行万里路’的真实意义所在，而现在所谓‘旅行’也逐渐变成了一种功利的，用来显示自己‘我去过某某某地’的挡箭牌，证据就是购买回的一个个纪念品和一张张高举剪刀手露出大白牙，以自己都没怎么搞清楚的物件或山水片段做背景的照片。这真的就是所谓‘旅行’，所谓‘行万里路’的现实意义么？累死累活的奔波，杂七杂八的琐事，还要在社交媒体上强装开心并且随时做好‘朋友打电话请求帮忙代购’的心理准备？
说到这让我想起我的好兄弟Z，这个一有空闲就会独自出行的人。他的上上次‘旅游’是做绿皮火车去兰州徒步七天去青海湖，上次‘旅游’是从海拉尔徒步去满洲里。自己背包里的所有物件夸张来讲都是为了生存，当然一定会有一本书——也许他已读过30遍以上了，但我相信他还是会发现些新东西。他给我讲他一路靠化缘来求得食物和水，当然还有来自少数民族善良同胞对他这个勇敢的汉人的敬佩与衷心祝愿。
那天夜里同他饮酒后，我问他，你真的不怕么，他坦然，这有什么怕的，毕竟发生意外这种事情无论你是吧在家里还是在野外，概率都是相近的。
我问，只带一本书够看么，他笑，徒步已经够累了。
他的眼里总是会放射出我前文所说的‘令我感动的光芒’，他向我重新阐释了旅行的哲学以及旅行的意义所在——绝不是没头没脑的自己寻找，而是内心丰盈的寻找自己。
我甚至都可以想象他面对苍穹或是溪水并且安静的在一片草场之上打坐或是做些瑜伽动作，夜晚点灯写字，好生快活。诚然，可以想象夜晚的戈壁和草原总是一望无际且充满未知，但我相信内心信仰坚定的他不会感到寂寞，反而会是一种暂时脱离尘世的爽朗与舒适吧。
怨我能力不够，只得乖乖的闭关读万卷书，并期待一次真正的万里之行。
（三）活在娱乐，忧患，无聊时代的伪方法论
这两天在下棋的过程中突然萌生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人们抽出三分之一关注时事的时间来关注哲学与历史，那这个世界就会变的可爱很多。
大约几周以前，伴随着每况愈下的情绪与心情，我断绝了大部分联系：不看新闻和朋友圈，开始认真的下棋，练琴，读书，每天训练两小时力量与瑜伽，而后吃一盘西兰花，按时喝奶，睡眠充足。那种感觉非常美好，我就像是一个局外人一样观察着世间万物：小区里形色匆匆的行人，来来往往的车，半蹲路旁发呆的猫咪，在水塘里缓缓游动寻求栖息之地的龟……
我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很可爱啊。
最近由于工作原因我不得不重新开始面对这个繁杂的世界，直到现在我才逐渐反应过来：奥运会开始了，人们开始抵制美货日货菲货以及各种货了，中国游泳队上了什么什么话题，中国乒乓球队有多么多么无敌……
我并没有觉得惊讶，我只是突然意识到：你和这个所谓的信息时代完全脱节，只不过需要几周的时间就可以。
而脱节的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失去了社交网络的联系平台就等于无比清静的断绝了一切联系，因为很少有人会那么迫切的联系你（除非有急事相求），你也不会那么迫切的想联系别人，没人给你回复，你也不会回复别人——你的存在与不存在其实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是不必要的。
而这种短期脱节带给你的不是落后的恐慌，反而是前行的喜悦，因为当你内心充盈且沉静的阅读，站桩后，你会发现这个信息时代才是你内心中最最不重要的东西。你开始与家人聊天，享受悠闲的下午时光；你开始关注晚上的糖醋排骨放多少糖；你开始关注某一夜的青蛙为何鸣的特别频繁……
那么，那些纯粹的口号行为，那些与你可能毫不相干的事情，真的那么重要么？
一句话来总结我的体悟：这无非就是一个娱乐至死，忧患至残，无聊至废的年代。因为我们的精神里面依旧充斥着赤色独裁执政的历史遗留问题——渴望用口水淹死敌方，却不去思考真正理性的解决方案；渴望用口号战胜对手，可当对手一有准备生气的行为端倪时，一个个跑的比老鼠还快。
由于内心精神与信仰的缺失，我们惧怕所谓的“权威”，却在惧怕的同时又想保护自己，我们先是娱乐，娱乐的风生水起后忧患于未来，随即转化为愤怒与不满，却又只敢和自己同重量级的人较量——反正我说不过你我就耍流氓，耍不过你我就和你打架，打不过你我就记恨并且诅咒你一辈子……
无聊至废的行为，不是么？
回到刚才的问题，为什么我提倡抽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来读历史和哲学？
古代哲人留下来的智慧与经验真的足够你解决目前你认为天都要塌下来了的问题，衷心的希望你们在阅读后能够做一个明眼人，不敢说达到可以说教的程度，起码能够在关心生活，关心自己的方面，大过关心所谓的‘信息’。
当然，如果你真的不愿看，那就强迫自己看累，睡觉便是。
東澤 初稿于丙申年七月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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