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扛着大红皮箱满头大汗，似乎用尽一生力气

父亲扛着大红皮箱满头大汗，似乎用尽一生力气

   手机里播放着一首歌:艾敬,《我的1997》。简单的旋律，清晰不带杂质的嗓音，略带一点评弹味道的歌调，叙事与抒情水乳交融的歌词。MV封面上的艾敬，头戴一顶黑色窄边的俏皮小帽，手扶帽檐，侧脸向右，面容瘦削，目光清澈。那时的艾敬，气质有点近乎早年的巩俐，30岁左右，带着梦想，走出家乡沈阳，来到上海、广州，梦想着1997快点来到，有一天能站在香港红磡体育场举行演唱会。

         1997年，这一年香港回归了，想必艾敬顺利地去了香港，热情似火地拥抱她的事业与爱情。这是她的1997，也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1997。难忘的1997，划时代的一年，了不起的一年，每个中国人都为这一年欢呼。

         似乎是为了迎接这喜庆的一年，汇入时代主旋律，我的1997在我乏善可陈的尚且稚嫩的人生里划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这篇文章的开头一。写完觉得有点故造声势，所以我又写了一个温暖而不费脑的开头二，以此来纪念我的青葱年岁：

“我坐在书桌旁，阳光洒在桌面上的那一摞试卷上。卷面上的字迹清晰可见。密密地，像天上的繁星。有的娟秀可爱，像阳春三月的烂漫小桃花；有的淘气凌乱，像穿衣服胡乱扣错的纽扣。这些来自我带的高一的学生，他们十五六岁的年纪，稚嫩可爱得像春天森林里蹦跶的小鹿。忽然，我想起了我的高中时代，想起了我的1997。”

    1997年，我初三毕业，考了一个好成绩，够上县城的一中，全校只有三个。不知道是不是父母从来没有给我定过考一中的目标，还是自己没心没肺，成熟得比较晚，我只知道好好学习，并不一定要求一中在前面等着我。得知分数后，由于并没有考第一，我懵懵懂懂的心，并没有很激动。只觉得毕业了，就可以尽兴地玩一个暑假了。

        我爸是高兴的。去母校拿中考成绩的那天，天下着蒙蒙细雨，远看像一层美丽的薄纱。回家的路上，经过的是大片的田野，我和爸并肩走在田间的小路上。一路上，绿色植物和泥土散发出清新好闻的气息，直钻进鼻腔和心田。我爸说话一改往日的平淡无奇，因为心情的畅快，他的音调音高音色恰到好处，虽说我是女儿，但这场对话却更像好哥俩之间的话家常。表面随意，但内里却有一种郑重。或者说，虽说内里有一些郑重，但由于说话双方的淡薄性情，给对话披上了一件柔和的外衣，我爸应该说了些上高中后好好学习之类的话，可我并不记得了。

       只记得，爸的表情平静，但散发着一种鼓舞人心的光芒。

        上学的那天，我爸从外公家拿来了一只大红皮箱子，对我说，这是你舅舅读大学时用过的。如果当时的我，心中暗暗立下誓言，我一定要向舅舅学习，考上一个好大学，那么，这一定是个励志无比的故事，可惜当时的我还未满15岁，心智也并没有那么成熟。

        我爸妈把我的衣物简单收拾了一下，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可以放进箱子的，全部放了进去，这只箱子变得异常沉重。从家里坐麻木到小镇，从镇上坐车去县城，然后在长途车站下车，距离一中还有一段距离。父亲把箱子扛在肩膀上，住在城里的姑姑也来送我上学，帮父亲提了一会儿皮箱。我是一点儿忙也帮不上的，那箱子实在是太沉了。

        我爸扛着大红皮箱走在前面。起初，步伐较为轻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步伐渐渐沉重，但他仍然在努力做出轻松的样子。我说，爸，停下来歇一会儿吧。他执意不歇地向前走，嘴上说着，“不重，一会儿就到了”。可是，我分明看到他脖子上青筋凸起，额头上满是大汗。多年以后，我还是记得。

        究其实，我骨血里多多少少有点英雄主义也来自于我爸。听他提起少年时，他为了买一只英雄牌钢笔，不惜日复一日地去为公社挑粮食，终于在一个月后攒够了钱，买下那只心仪的钢笔。

        他身兼两职，平时他是一名教师，模样俊美，热爱知识，有时在笔挺的中山装口袋处别一只注了红色墨水的钢笔。到农忙时，他和我妈成天在田里劳作，又是农民。庄稼人的日常，面朝黄土背朝天。有时远远地，看见我爸赶着水牛，拉着犁铧，在水田里不停地走，转圈。陪伴他的只有不说话的水牛。蓝天白云下，他们默契得如同田野的底色。

        农闲时，经常看他备课和批改学生作业，字迹拙朴整齐，红得可爱。有时给我梳好看的羊角辫，有时他和我妈相依而坐，深情款款地唱着电视剧《公关小姐》的主题曲和片尾曲，有点自我陶醉。

        那是一部反映改革开放成就主旋律的电视剧，剧中女主角，美丽的周颖女士，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她正直大方，敢作敢为，美貌与智慧并存，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从香港回到大陆广州，对中华传统文化特别痴迷，有一颗极爱国的心。如果说，我爸妈年轻时也曾有梦，那么他们一定梦过，自己或者他们的儿女，可以成为电视剧中男女主角那样顶天立地的人儿。尽管这梦，像诗人艾青笔下的大堰河幻想乳儿结婚时儿媳喊她婆婆一样，不切实际。

        我总以为那些长着啤酒肚、秃着顶的形象，永远不可能属于我的父亲，并固执地以为那一定是不曾和时间用力赛跑过、一切屈服于生活安排的庸碌无为人士得到的恶果。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将军肚和聪明脑袋全体现在了父亲身上时，我对父亲的理解、尊敬与热爱却从未消减，因为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吃力地扛着大红皮箱子送我去上学的情形。

        那个替孩子扛着大红皮箱、满头大汗的父亲，为了儿女，分明在努力拼尽一生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