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墩

母亲是在敦煌县城几十里之外的乡下五墩出生的。

之所以叫五墩，是因为这里有五个墩，传说这五个墩从西向东数，头一个叫张目墩，第二个叫议聚墩，第三个叫潮湃墩，第四个叫归鼎墩，第五个叫唐祚墩。第一个墩上塑着一个顶盔贯甲的将军，他抬头仰望苍天，手里托着一个轱辘大的“张”字。第二个墩上塑着一文一武一个胡人，三个人好像在说话，三个人各举起一只手共同托着一个和“张”字同样大的“议”字。第三个墩上塑的是一个武士站在浪尖上，面向三危山张着嘴，一手托起一个同样大小的“潮”字。第四个墩上塑着一口大钟，钟上写着一个“归”字。第五个墩上塑的是土地神，头上顶着一个“唐”字。这五个墩上的字合起来就是“张议潮归唐”。

随着年多日久、岁月流逝，又经过风吹雨打，墩上的塑像和字都掉完了，只剩现在这五个墩台。这个标志，对于一段历史来说，是代表着张议潮驱逐吐蕃，收复河西归服唐朝的决心；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这个地方是我儿时的桃花源，因为这里的天最蓝，这里的地最阔，这里的星最亮，这里的人最好；但对于母亲来说，这是她的家，是生她养她的地方，更是改变她一生的地方。

其实，谁都不知道，在这片狭小又广阔的土地上，母亲和一群人的命运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姥 姥

1918年，也就是民国7年，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在偏远、苍凉而贫穷的大西北农村里，一个女婴降生了，她的来临，只能代表着负担。

没过多久，乡亲们就发现这孩子的一只眼睛不对，因为穷苦乡下生孩子都在沙子上，家里人也没多看管，怎不知沙子进了眼，等发现时右眼已经快瞎了，那时候没钱治病，能活着不被抛弃就是一种奢望，姥姥就这样苟活了下来。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随后，中国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宣告成立。1922年7月,彭湃在自己的家乡海丰县成立了第一个秘密农会。

而在这个封闭落后的小乡村，姥姥和所有的贫苦人家的孩子一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等出落成小姑娘时，姥姥就成了别人家的童养媳，姥爷家是卖货郎，生意时好时坏，但好的是姥姥和姥爷勤劳持家，五个孩子相继出世。

斗转星移，时间到了1950年。这年冬天，大西北的乡村依旧寒风刺骨，零星的雪花落在光秃秃的树上、落在破旧的房子上、落在荒凉的土地上…可对于每个一贫如洗的乡下人来说，这是多少年来大伙心里最热活的一个冬天，打心底里充满了喜悦和期待，因为土改要开始了，大家一起打倒土豪劣绅，都要有房子住了。姥姥一家从破旧的茅草房搬进了地主家的四合院，分了几间南房，又分了地，日子慢慢地好了起来，最主要的是泼辣能干、勤劳吃苦的姥姥被选成了队里的妇女队长。母亲说，大字不识一个的姥姥把《毛主席语录》、《老三篇》等著作倒背如流，并带领着大家一起在田间地头学，能把生产队的男人女人们上工、劳动、挣工分管理得井井有条，还能起早摊黑的和大伙一起浇地、锄地、割麦子、打场、拾棉花，天黑回家还要管几个孩子的吃喝拉撒，等孩子们睡了还要纺线，日子辛苦但却蒸蒸日上。

可好景不长，在三年灾荒时，姥爷去世了，留给姥姥的是清苦漫长的日子和五个未成年的孩子，那年最大的孩子只有17岁，最小的只有5岁，村上的人都以为姥姥会垮掉，但姥姥忍着泪水说：“解放前多苦的日子都过来了，没有过不去的坎，现在党这么好，让我们这些贫下中农翻了身、当了家、做了主，我还让我的娃们继续上学呢！”姥姥真的是说到做到，日子再苦，也让所有的子女上了学。

多年以后，母亲讲给我听时，我的脑海里就像过电影似的呈现出了姥姥的一辈子。母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姥姥村口送她去省城上学的情景，说那天全村老老少少都站在村口送她，她穿过招手的乡亲们，看见个子高挑的姥姥站在人群中间，穿着一件白色有补丁的洗得干干净净的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抿成一个光光的发髻，一只明亮的眼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开始。                                                                                               

                          母 亲

母亲出生的这个村子周边几十里之外都是茫茫戈壁。在村子几里外，有一片神秘美丽的“梧桐树林”，其实并不是梧桐，但村里老一辈人都把胡杨叫做梧桐。

母亲说，小时候她每天骑自行车上学，总会穿过这片林子，刚开始她是害怕这片树林的，每次经过总会传来风吹着树叶的呜呜声，一起的孩子们都会下意识地把自行车脚踏用力踏几下，快速穿过。可有一次，母亲跟着胆大的同学进去，才发现此处的与众不同，这些千年胡杨顽强的伫立在干旱的戈壁滩上、或在低矮的沙丘上，在阳光下的树叶散发着金黄，和蓝天相称，和孤鹰相视，安静地守望者这块贫瘠的土地，不知道已有多少年的历史。从此，这里就是母亲最爱去的地方，这里就像一望无际戈壁中的一处仙境，陪伴她好多年。

在这个偏远的村子里，这些虬劲沧桑，老态龙钟的树更像村里的老辈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光就像这树上的年轮一样，深深地刻在每个人的脸上。母亲和这里的人都一样，就算再穷也从来没想过要离开这里，哪怕自己是被“捡”回来的孩子。母亲在家排行老四，自姥姥生了第一个儿子后，后几个孩子都是不到一岁就夭折了，直到生了二女儿，又开始想着再生个男孩，可是三女儿出生了，寄托就全放在下一胎上，可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胎仍是个女儿，姥姥一狠心，出生第五天就把母亲扔到了十几里外的棉花地里，晚上姥爷干农活回来，才发现孩子不见了，气急败坏地逼问出姥姥实情，摸着黑一个趟在黑漆漆的棉花地里找回了奄奄一息的孩子，据说抱回来发现脸都晒成焦蛋了。母亲也是听姨妈讲的，母亲说给我听时，我问母亲，你恨姥姥吗？母亲笑着说：“那时候都是重男轻女，能活下来都不错了，自被捡回来，你姥姥对我可好啦，不过就是我的脸再也变不白了…”说话的时候，母亲抬起雪白的手掠了掠她掉下来的几根碎发，眼神中丝毫没有怨恨的样子。

母亲十岁那年，才开始上了学，但也是和姨妈轮换着上，回家要帮姥姥干好多农活，上学也就是识点字、算个数，但母亲好强，一有时间就学习。没过多久，公社来了些驻村干部，还有好多城里的学生，大伙发现村里又不一样了，这年正是1968年，大批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村里除来了很多和大伙一起劳动的知识青年，母亲上的学校也来了新老师，据说有几个是从大城市来的，他们的言谈举止和知识观点截然不同，母亲说村里的人们都特别尊敬一个戴眼镜的既教数学又教物理的男老师，大家都叫他“吕夫子”，还有和他一样的几个特别上进的知青在田间地头干活时还在布兜里装着书，正是这样的耳濡目染，母亲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从那以后更加刻苦、连续跳级，才有了在省城上学的机会，也真正的从农村走向了城市。没过多久，村里的下乡知青回城的回城，招工的招工，上学的上学，村上有更多的土生土长在这里的年轻人都走出去了，开启了一片不一样的天地。

母亲说，不管上学还是上班以后回到村里，她都要给村里的人们带点茯茶和糖果，村里的老人和孩子们都会围着她嘘寒问暖，老人们都让母亲讲讲省城是啥样的，小孩子高兴地吃着糖果蹦蹦跳跳着说以后也要去大城市。小时候，我最爱听母亲讲得就是乡下的故事了，每次我好奇地问：“妈妈，村里的那片树林里有大灰狼吗？”母亲总是笑着说：“没有大灰狼，那里有金凤凰，下次带你去看…”可是，每跟着母亲回去，都因亲戚的好客和款待而没有时间踏入那片树林。

但是，在我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幅画面：夕阳西下，远处的那片梧桐林，金黄璀璨，妩媚倔强，亦如一只凤凰，涅槃重生。

                                                                                                               

                          姨  爹

我有两个姨爹，一个是地主的儿子，一个是农民的儿子。

这地主的儿子就是我大姨爹，据说他家是村上最大的地主，姨爹和姨妈曾经是主仆关系，解放前，姨妈在他家做长工，解放后，打倒土豪劣绅，姥姥一家分的几间房，就是他家的房，这一来二去，缘分也就越深了。母亲说，姨爹虽是地主的儿子，但也是仗义疏财，以前拿出家里好多馒头偷偷给穷孩子们吃，后来和大伙一样了，干起活来还比别人吃苦耐劳，队里啥苦活重活总是抢着干，可在文革的时候，也没少受苦。

这农民的儿子是我二姨爹，据说他家里就是穷，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家里又有八个兄弟姐妹，衣服都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相互借着穿大的，可自打见了我姨妈，就穷追不舍，怎么追呢，在农村就是干活，因为都是邻居，姥姥家的重活都是他抢着干，姥姥一看人老实、勤劳又踏实，对姑娘又好，除了穷没得挑，才把姑娘许给他。

那时候，公社上上下下都热火朝天忙得学大寨、搞条田，两个姨爹为了给家里多挣点工分，出去修水库、挖渠道，虽然家里强壮力少孩子多，但一年下来也是队里工分拿得最高的。最主要的是，村里的田地真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村里的人把多少年“高的高、低的低、骑着骆驼赶着鸡”的盐碱地变成了一块块整齐的条田，田地里挥洒着所有人的汗水，共同唱着“一朵朵葵花向阳开，一杆杆红旗迎风摆。”

转眼到了上世纪80年代，农村开始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姨爹吃苦耐劳，人缘又好，当上了队里的生产队长，日子过得忙碌、踏实又幸福，还有了村子里的第一台电视机。大姨爹却闲不住，在城里找了好多活做，在我的印象里，大姨爹精明瘦小，说话幽默风趣，深邃的眼睛里总是聚集了大智慧，家里总是坐着乡里乡亲，等着他出谋划策，没过多久，姨爹就成了全村的第一个万元户，还带领着村里的劳壮力进了城。

岁月流逝，不管是地主的儿子，还是农民的儿子，都在这块热土上挥洒着汗水，带着日月和星光，共同见证着村里的这条土路，变成了石子路，又变成了柏油路，看着门前的渠水奔腾不息，看着村子里家家焕新颜。

远处的五个墩，依旧在那儿，任凭风吹雨打，坚不可摧。                                                                                                     

                            我

我是个80后，我是个城里娃，我是个独生子，大家都说我是“福蛋蛋”，可就这样一个娇生惯养的人，最爱去的竟是乡下。

母亲每次要回乡下，只要不带我，我的哭声就会划过屋顶，穿过小巷，不知哪里那样大的力气，然后哭得没劲了就躲在被子里小声哭，最终都被我的眼泪打败，第二天把我包裹得严严实实，带着爷爷奶奶的千叮万嘱坐上班车。此刻的我，虽然眼睛哭得像核桃般又肿又小，但内心充满着无比喜悦与期待。

每次快到第一个墩的时候，妈妈就指着：“快看，五墩到了！”坐在颠簸的班车上，我激动的看着近处神秘的墩台，远处低矮的村舍，看着蓝蓝的天儿、白色的羊儿、金色的麦田，想象着狼烟烽火，也想象着与羊共舞。下了车，走过一段漫长的土路，就到了村口，家家户户的门前有清澈的渠水、高大的白杨，前院花池里有蜗牛、有蚯蚓、柱子上挂着晒干的玉米、晒红的辣椒，后院里有狗吠声、羊咩声、鸡鸣声、猪哼声，屋子里的人忙里忙外，杀鸡宰兔，柴火锅里冒着香气，和泥土、青草、土炕的气息合成了乡村的味道。大大小小的孩子拉着我的手，去看久违的动物；哥哥们会轮换着背着我，穿过后院，走过田地，追赶着天上的飞机；晚上在月光下玩着不一样的捉迷藏，数着在城里看不到的漫天繁星，电一会来一会儿停，然后点着蜡烛跳上热烘烘的炕。

多年后，每每忆起那村、那人、那景，若远若近。一晃眼，离开家乡已有20年，在外求学、上班、成家、生子，很多年都没有踏上这片记忆中的村落。去年，因偶然的机会回到家乡，随着大轿子车晃着晃着，看着一片片良田、一处处美景，突然觉得如此熟悉又陌生，我努力寻找曾经脑海中的样子，这不就是那梦中魂牵梦绕的五个墩吗？下了车，大家都朝着一个叫“莫高里”工匠村走着，我放慢了脚步，拐了弯，一路寻找儿时的路，却看到了一番新的景象:九月的艳阳天下，朵朵棉花遍地绽放，伴随着机械轰鸣声,采棉机在棉田中来回穿梭；整齐划一的小康住宅门口，坐着边晒太阳边打桥牌的悠闲的老人，门前万寿菊争芳斗艳；络绎不绝地游人看着随处可见的乡村文化，设计古朴典雅的农家乐里飘出柴火鸡的味道、传出人们的欢声笑语…

此刻，我想也许谁都不曾想到：

这100年，一个当童养媳的半瞎女娃可以翻身做主人。

这100年，一个快被丢弃的农村女孩可以上学进城。

这100年，地主的儿子和农民的儿子可以一起并肩劳动、发家致富。

这100年，“梧桐林”真的引来了“金凤凰”，胡杨林中穿梭的游客们举起相机拍出了百年老树，如画风景，更见证了历史变迁。

这100年，当年的块块条田种上了有机蔬菜、有机水果，这里的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产品变商品。

这100年，五个墩不再是“五个墩”，这里还有戈壁农业、有农耕博物馆、有乡村演艺馆、更有远近闻名的“莫高里”，这里不只有浓浓的乡愁，更有浓厚的乡村文化！

这100年，五个墩不只再是代表传说中的“张议潮归唐”，这里包含了一个小村庄苦难、曲折和艰辛，这里浓聚着中国最底层人民的鲜血、汗水和泪水，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风雨历程中的一个小小的农村缩影，这里的人们还继续奋斗不止、生生不息、创造辉煌！

站在秋天的微风里，回头看去，若隐若现的五个墩依然矗立，不离不弃，像坚贞的战士凝视着这片充满祥和美丽希望的土地，默数着这不平凡的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