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九月底,也曾有过的学生时代,在运动会的落幕里,渐渐地走远。一转眼,在实习学校里也已经过去近一个月。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遍体磷伤的近代中国,记得仍是学生时代的自己,也同样是难以忘记,那一条条不平等的条约。曾经的神州,被何人支撑?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正如近代的中国,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天朝的自尊心从盲目自大,到慢慢迷失。一个混乱的时代下,找不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不到两百年的近代中国,至今日,依然有着被研究的价值。也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言,“中国一日不实现现代化,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就永远不会过时。”现实的一次次失败,一次次的摧毁了每一次的尝试,尽管也曾留下存在过的痕迹,却也早已被时间所渐渐忘记。早期的洋务派,在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下以及国内所面临的被称作“丁戊奇荒”的天灾,将洋务运动时期“自强”、“求富”的尝试,被现实所击倒。如果说鸦片战争的失败,是源自于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和对西方的无知,那么当到了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再度认清了与西方的差距。民族意识的觉醒也便是来自于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
甲午、戊戌,都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自己的身份,也从学生成为了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便已然是一段沉重的岁月。历史向来都是沉重的,却也是释然的,不忘过去,负重前行。沉重的教条,终将会将视野封锁;盲目自大的心态,终将会迷失对世界的清醒认知。国家的兴盛,在于少年,曾经便是有着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当中的急切呼声,开启民智的呼声,成为了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又一次急切的尝试。
曾经学堂里的“之乎者也”,曾经社会上的“仁义礼智”,在西方的枪炮声中,被摧毁殆尽。后来奋力疾呼的“科学”、“民主”,将旧的文化传统也同样消磨殆尽,落后的不仅仅是器物,更是制度、思想。当西方的思想文化传入中国,使得渴求进步的思想观念再度混乱。民国大家的心态,也如同时代的巨变一样,同样多变而混乱。既有如思想多变的梁启超,也有如宣扬文学改良的胡适,也有如学贯中西却又保持传统的王国维、辜鸿铭。民国学者多全才,而少专才。
其中以胡适为例,其作用多为开创性,一部《中国思想史大纲》尽管学术成就或许已经过时,但其开创性的价值却是始终存在,将先秦诸子学说平等对待,而一改传统将儒学抬高与其他诸子学说之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方式也曾被学界称作乾嘉学派的变形。胡适一生的经历,作为一位自由主义学者,从文学改良再到政治主张,保守温和的政治主张在民国这一激荡的民族危亡的时刻也就显得不合时宜。因而在其晚年,便被评其为“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当时间到了新中国成立的七十年后,少年依旧,血气如常。自己学生们,尽管见解较浅,尽管只是第一次接触到中国近代史,但在面对祖国曾受到过的屈辱苦难,他们有着他们的沉重,也有着他们愤懑的表达。或许只是几句直接的心理表达,或许他们对祖国曾受到列强蚕食的时代仍不够了解,不明白曾有人为革命付出的生命,不明白曾经在黑暗里的一次又一次尝试。但却有着他们对于是非,善恶,荣辱,最直接的表达。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也是不能重来的,但以后的历史,我们却是可以创造的。
少年如旧,血气如常,以史为师,通古今,知往事,明是非,辨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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