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日本战争电影表现的大都是关于人员牺牲和战争苦难,他们从不大肆宣扬大阅兵、军乐队,也没有军舰演习和大炮对轰的大场面。无论是描述日俄战争,还是描述七七事变,他们都坚持一种刻板的表现,在泥泞中行军的痛苦,凄惨战争中的悲惨,胜负不定的煎熬。
在他们的屏幕上,看不到胜利的结局,甚至高呼着万岁的冲锋,而是整夜呆在中国小镇深陷泥泞;或是描写代表一家三代的残疾、瘸子、盲人,他们是经过三次战争的幸存者;或是表现士兵死后,故乡的亲人为失去丈夫、父亲和维持家计的人而悲伤,并聚到一起共谋生计。那种英美电影中激动人心的战争场面,在日本电影里是看不到的,他们的电影甚至没有伤兵复原的主题,更不会涉及战争的目的。
当时的美国人,观看这些电影之后经常会说,这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和平主义的宣传。但是,日本的电影制作者知道,这些电影在日本观众中不会激起和平主义的情绪的。因为,对日本观众来说,所有银幕上的人都在尽力回报别人对他们的恩惠、尽力履行对天皇的义务,这就够了,他们从不需要大团圆的结局。
这些在我们看来是那么强烈反战的电影,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好的宣传工具。《菊与刀》读书笔记之六:为何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电影却像反战宣传片?
通常来说,我们看小说、戏剧和电影,都渴望找到答案,希望主人公能够过上幸福生活,希望他们的美德能有所回报,万事如意,一切圆满,这是应该有的最后的高潮部分。但是,日本戏剧演出的高潮则是,普通的日本观众泪流满面地看着男主人公悲惨结局,可爱的女主人公因命运的转折而被害,这是人们去剧院最想要看到的。
日本当时的电影喜欢以男女主人公的苦难为主题的,他们或者相爱却又不得不放弃对方,或者幸福的结婚,但其中一方因为履行义务而自杀,或是妻子放弃自己的一切,来挽救丈夫的事业,在丈夫飞黄腾达之日,她却在贫困中死去,毫无怨言。
不需要圆满的结局,只需唤起对自我牺牲的男女主人公的同情和惋惜,主人公的苦难不是上帝的审判,而是表明他们为履行义务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无论是遗弃,疾病,还是死亡,都未能使他们偏离此道。在日本人看来,履行应尽的义务才是美,才是他们的最高追求。
《菊与刀》读书笔记之六:为何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电影却像反战宣传片?对中国人来说,人生是整体一致的,我们追求真善美,崇尚仁义礼智信,扬弃假恶丑,克制贪嗔痴慢疑,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道德戒律。包括西方社会,人的性格、观念也是整体性的,温驯的还是桀骜,顺从的还是倔强,激进的还是保守,形容的都是整个人的表现。
日本人与此绝然不同,他们的人生是分层分块的,就像在地图上划分省份一样。用他们的话说,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以及“人的感官世界”等许多世界组成。每个世界都有其特殊的准则,日本人不通过整体个性评判他人,不会像我们那样谴责一个人没有爱心,而是说他“不懂孝道”或者“不通情理”,明确指出一个人行为的不足之处;他们不会谴责一个人自私、刻薄,而是明确地告诉他在哪个特殊领域违反了准则。
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相互斗争的舞台,他们的这个“世界”的需要与另一个“世界”的需要、一个行动方针与另一个行动方针都需要仔细权衡,每个世界、每个行动方针,本质上都是好的。如果每个人都遵循其本性,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日本人认为他们完全不需要包罗一切的道德戒律。
但是,再怎么仔细权衡,有时灵与肉、忠与孝以及情理与义务都会有冲突,有的因为耽于感官享乐遮蔽了义务的履行,有的忠孝不能两全,有的受困于情理而牺牲家庭。这些矛盾是具有约束力的两种义务之间的矛盾,他们都是善的。
对两者的选择,犹如债务者到该还债时,面对多如牛毛的债务,他必须先偿还某些债务而暂时不管其他债务。但是,他还清了一笔债务,并不能免除其他债务。每一笔债务,都需要偿还。《菊与刀》读书笔记之六:为何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电影却像反战宣传片?
日本的战争电影易使西方人感到它是绝妙的反战宣传,日本小说也常使我们认为,主人公是在按照内心的意志追求更自由的生活。但日本人的看法,却与我们截然不同。我们同情主人公是因为他有爱情、希望以及个人抱负,日本人却批评这种人软弱,因为他让这些感情干扰了他对义务或情理的履行。
我们认为,反对陈规陋习,克服障碍争取幸福是坚强的标志。按照日本人的看法,那些忽视个人幸福而去履行义务的人才是强者,性格坚强是在服从中,而不是在反叛中得到体现。当个人欲望与义务准则发生冲突时,如果他专注于自己的欲望,那他就是弱者。所以,我们看了日本的小说和电影后,所肯定的意义与日本人所肯定的极不相同。
比如,对于“孝的世界”来说,父母处于中心地位,而妻子处于边缘地位。丈夫的义务很明确,必须恪守孝道,服从母亲的决定。如果母亲要求他与妻子离婚,即使他很爱他的妻子或者妻子已为他生下孩子,也必须离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更坚强。日本甚至有这样一句谚语:“孝道可以让你把妻儿视同路人”
日本人对待妻子儿女,最多不过在“仁的世界”,他们不能对丈夫提出任何要求,即使是在很幸福的婚姻中,妻子也不可能成为义务世界的中心,丈夫不能把同妻子关系提高到同父母或祖国一样高的位置。所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为了爱情不惜一切,在日本文化里,绝对不是值得宣扬的价值。
无论日本人怎样努力改进,日本的道德体系仍然处于多层次的分散状态。这种纠结的矛盾的不可思议的价值观,注定日本是一个特异的难以理解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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