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学前班时,我家离学校差不多一公里路,上学的必经之路是一条小河埂,河埂将河水和稻田分开,在河的另一边,是附近最大的一个焦化厂,那时炼焦煤都是在一个个堆成梯形的土窑里完成,土窑两侧留出了一排十公分见方的通气孔,透过气孔,能看到里面烧的通红的煤炭。
那时的人们都有个习惯:早晨干活前,或上学前,大家都会将家里的洋芋或是饵块带上几个,再带上一点辣酱和腐乳,早早的来到煤窑把洋芋和饵块放在气孔里,不用几分钟,一股烧洋芋和烧饵块的香味便扑鼻而来,抹上一点辣酱,别提多好吃了。
冬天时,每个路过的人都会不约而同的把手伸到气孔边,好好烤一下火才离开。
随着煤矿的发展,以及以前人们安全意识的淡薄,煤矿上大大小小的事故也渐渐不可避免的多了起来,坍塌,透水,瓦斯爆炸……突如其来的事故如洪水猛兽般摧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从那以后,对矿井安全的重视,才深深植入了人们的心里。
后来,煤矿开始整顿,淘汰了老旧设备和大部分人力劳动,运煤的工具从背篓换成了矿车,增加了各式先进的探测仪器和人员定位系统。虽然减少了人工的参与,但煤矿的安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紧接着,煤矿在新技术的运用下获得了更大的采量和效益,于是纷纷扩大规模,增加矿井。焦化厂也跟着扩建起来,镇上各个焦厂都把土窑换成了砖窑,建起了高耸入云的大烟囱。自此之后,我对焦厂的印象就全是炼焦时烟囱里冒出的刺鼻气味的黑烟,以及焦炭出窑给水时腾起的蘑菇形白色气雾。
焦厂效益最好的那几年,也是家乡污染最严重的几年。焦厂旁边的小河,曾是父辈小时候捞鱼摸虾,游泳洗澡的地方。但在我的记忆里,炼焦的废水直通入河里,形成了平时黄黑色,下雨炭黑色的污水河。爬山能喝的山泉,也逐渐干涸,或者变成了又苦又酸的废水。
生活在矿区,最大的问题就是煤炭特有的黑色烟尘,它们仿佛无处不在,给群山也披上了一层黑蒙蒙的外衣。公路两旁即使新修了绿化带,但也完全被煤灰覆盖,看不出一丝绿色。公路是黑的,屋顶是黑的,下雨时汇聚的雨水是黑的……看得到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是黑的,每天放学回家,擤出来的鼻涕也带着黑乎乎的碳灰。即便是待在家里,也不敢随便开窗门,否则家里所有的表面,都会盖上一层煤灰。
煤炭给镇里带来了金山银山的同时,又带走了大家赖以生存的绿水青山。
初二的时候,省里又对镇上的煤矿整合重组,把开采难度大,安全隐患大的矿井都封了。但这次改革和以往最大的不同便是多了环境治理,全镇的煤矿因为污染问题关停了七七八八,焦化厂更是几乎全部停产。我们村口的也不例外。关停的焦厂经过几场大雨的冲刷,终于露出了原本的砖红色,群山的树木也渐渐恢复了绿色。
这年暑假的一天,我正在院子里百无聊赖摆弄着花草,只见人们都往焦厂赶。带着一头雾水,我扯着嗓子问他们:“你们要去哪?出什么事了吗?”,“没事,去看炸烟囱!”,“来了几个炸弹专家,焦厂的两根烟囱都要炸了!”……
邻居你一言我一语的回复着我的疑问,我立马追出院门,跟着人群来到了焦厂。
焦厂外早已拉出了警戒线,大家拥挤的站在警戒线外不大的空地上,还有人跑到了附近人家的屋顶上,连更远的山坡上都站满了人,所有人都伸着脖子,激动又焦急的等待着爆炸的时刻。
“五,四,三,二,一,起爆!”
我从人群里探出头来,隐约听到工作人员胸前的对讲机传来倒计时,紧接着轰隆隆的爆炸声接连响起,只见两根烟囱底部腾起一圈浓烟,烟囱完美的朝着预定的方向倒去。
在早已是废墟的炼焦厂中央,又横添了两条碎砖,就好像一个大大的“叉”字,预示着煤矿的黄金时代已经彻底结束。
四
除了自己的记忆,我对家乡煤矿产业的理解,还来自于在煤矿工作的父亲。
父亲是96年参加工作的,他上完初中之后并没有选择继续上高中,而是进入了煤技校学习。毕业之后在本村的煤矿里谋了个职位。
父亲所在的煤矿属于监狱煤矿,那时候实行劳教制度,矿上的生产及保障大多都是由服刑的犯人完成的。
他的工作便是每天带着他手下的十几个犯人下井,做一些技术保障的工作。偶尔,他也需要带着犯人离开监区,去离煤矿不远的煤仓检修设备。
父亲曾说,这种外出工作的机会,是犯人最兴奋的时候,哪怕从监狱的大铁门出来到煤仓,仅仅几分钟的路程,也是每个犯人努力争取表现才能得到的机会。
雪中的家乡,左上角那两个圆柱就是煤仓,由传送带运煤但是偶尔,这项工作也令人头疼。遇到犯人越狱,驻扎煤矿的武警部队根本腾不出这么多人手,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也担起了责任追捕逃犯的责任。
有的时候,他们需要整夜搜山,或是去到邻县的一些交通要道围堵逃犯。每当几天几夜见不到父亲,我就猜到他又去抓犯人了。
在和童年小伙伴幼稚的吹嘘中,我总是自豪的宣称父亲是管犯人的,是半个警察,引得大家伙连连称赞,更是让一些调皮的孩子不敢欺负我。
因为几次成功的追捕,父亲还获得了几个三等功。很久以后的某一天,父亲把箱子里的三等功拿出来炫耀,告诉我和弟弟现在出了新政策,立过功的工人可以提干,只可惜他的年龄超限了。
他说,要是这政策能提前几年,那我家的生活条件,肯定得翻一番。他闪着光的眼睛里充满了憧憬,也透露出了遗憾。
像父亲这种在煤矿上最普遍的技术人员,在当时的环境下,要是不认识一两个沾亲带故的领导,是很难往上爬的。
那时候逢年过节,监狱都会组织员工和家属聚餐,穿过两道厚厚的电动铁门,便是和监区一墙之隔的食堂,食堂里的厨师都是犯人当任的,像这种有着一技之长的犯人,即使在监狱里,也可以做一些比下井更轻松的活计。
父亲也时常教育我们:多学技术,这样在哪里都不会吃亏。
记得有一年过节,我和弟弟刚吃完午饭便兴致勃勃的跑到了监狱里,在办公楼里找到闲着的电脑联网打游戏,等待着晚上的聚餐。
那也是我为数不多的几次看到父亲下井工作的全过程。
父亲首先换好了工作服,检查了水靴,矿灯,安全帽,然后带着几个排成一列的犯人来到井口,等待猴车的开动——猴车是吊在矿井顶部轨道下面运行的单人座椅,类似于缆车,是一个循环的结构,一边下井一边上井,他不会停下,需要人跳上去。
可能是因为人坐在上面的样子就像挂在树上的猴子,所以大家都叫它猴车——父亲指挥所有犯人有序的跳上了猴车,他才跟着下了井。
不知过了多久,我再次听到猴车发动的声音,旁边的叔叔们都在嚷嚷着下班了下班了,可以准备抢座位了。
我急匆匆跑到井口,等待着父亲的出现。只见井口慢慢出现了几个黑不溜秋的人挂在猴车上,出了眼白和牙齿,全身看不到一丝其他的颜色,要不是我知道父亲是最后一个,我甚至都认不出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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