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近代学术泰斗，一曲《少年中国说》，震撼人心。恰逢疫情期间，闲来无事，就读于此。
开篇背景介绍，并无亮点，相反还有些辞藻堆砌，重复啰嗦之嫌。地理位置，时代背景，“至关重要却面目模糊”，个人感觉这些文字对梁启超的主体性来说，用处不大。紧接着，梁启超先生的家族渊源，幼时所受家庭教育的交代，倒是为其后的发展，做了基础。十岁时，梁启超先生开启了科举之路。在他去广州府参加府试的过程中，获得了《輶轩语》与《书目答问》，这两本书算是梁启超先生较为重要的启蒙书籍了。
梁启超先生在院试中考中秀才，成为秀才之后，便去学海堂进修。许知远先生便对学海堂的历史源流细论了一番。在这里，我们可以知晓，学海堂书院学术思想底蕴深厚，其创始人阮元涉猎中西学术，精通中西学术教育。期间，陈澧与朱次琦还进行了文化重建，大规模重刻了著作，包括《学海堂丛刻》《通典》等。这一举措，使得广州学术复兴了。由此也打开了梁启超先生看世界的窗口。在学海堂一番学习后，十七岁的梁启超中了举人。中了举人之后，紧接着要去往京城参加会试，可惜的是梁启超第一次参加会试落第了，不过在这个时候，却结识了对其极为重要的一人，康有为。梁启超被其学识及性情所折服，拜其为师。他们一起办学馆讲学，在这期间，他一直频繁造访双门底的圣教书楼，因为这是广州唯一一家贩卖西学书籍的书店，后又编撰了人生第一部著作，《读书分月课程》。他把学问分为五类——经学、史学、子学、理学、西学，并提供了一份六个月的速成书单，几乎是康有为教学的翻版。在教学过程中，梁启超先生对西方学术思想很重视，但中学依旧占据主体与领导地位。
此后，许知远先生提到当时朝堂的派系之争，又提到了当下时局日本与俄国对中国的觊觎以及进攻策略，似乎是想用世界的眼光来反观清朝时局，直到甲午中日海战，中国战败，清政府派遣李鸿章去与日本政府谈判，签订屈辱条约《马关条约》时，才引发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近五千人内心中“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志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点燃。可惜，这是一群乌合之众，真正涉及身家性命，个人切身利益时，便一哄而散了。后梁启超先生开始在报刊上撰写文章，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时务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系列文章，如：《变法通议自序》，《论不变法之害》等，从政治体制改革，科举教育系统改革，儿童教育，女权问题等深入探讨，充分反映了其人学识之广博以及思想之深邃。
即便教书，也丝毫难以掩盖康梁两位先生变革的热情，康先生给皇帝的奏折是写了又写，梁先生则是时不时与举人发起联名上书运动，在他们二人反复折腾的过程中，在张荫桓的帮助下，皇帝终于接见了他们。在他们二人见过皇帝后，彼此也都开始了新的事务。梁启超在译书局工作，负责起草一份名曰《京师大学堂》的章程，这个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可当康梁二位先生获得了权力之后，康有为却到处宣扬皇帝的英明，梁启超借官僚权力压制民音。面对二人获得权力之后，这种戏剧化的转变，引人深思的。
这时，被慈禧太后架空权力的光绪皇帝，在与太后的权力之争中，矛盾进一步激化，也希望能够借由他们的力量来扳倒太后，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力，而康有为他们当然属于所谓的帝党，听从光绪帝之命，但他们势力过于薄弱，只能寄希望于袁世凯，而袁世凯却选择了向太后告密，就此也预示了后续的维新变法的结局。
这本书写到维新变法前夕便结束了，整体来说，与预期相比落差较大，一些文字无关紧要，较为冗杂。不过作为一部非史学家写的人物传记，实属不易。在此对梁启超先生，许知远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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