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张廷玉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神宗，即万历皇帝朱翊钧。
隆庆皇帝在位不到六年就驾崩了，十岁的万历皇帝继位。万历是一个性格鲜明，经历极为复杂的皇帝。继位的最初十年，他勤政节约，励精图治，事事顺从老师兼首辅大臣张居正，是一个立志于大有作为，开创一番事业的少年皇帝。
然而，十年后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开始转向，他甚至转向了反面。他渐渐不再上朝，不理政事，以至于不上朝长达30余年。
他不仅怠于政事，还奢侈靡费，沉迷享乐，对后继之君疏于培养，将张居正费十年之力经营向好的“万历中兴”重新推倒，加速明朝向腐败、孱弱的放向坠落。
万历的极端变化，其实有迹可循。
最初，万历是个好学生，张居正是个好老师。可是张居正一死，那些反对张居正的政敌把张居正的贪腐，专权，狂妄都一一揭露在万历眼前。
万历受到的震动可想而知。一个一直以来被信任，被崇敬的老师，原来是一个贪腐跋扈的权臣，一个一直把自己当做傀儡的伪君子。感到被欺骗，被愚弄的万历，愤怒地抄其家，曝其尸，流放其子孙。
更严重的变化在于，万历的价值观被颠覆了。之前被教育的勤奋节俭，勤政爱民的信念崩塌了。他逐渐怠于政事，几十年不上朝，贪婪奢靡，纵情声色。
虽然他依然大权独揽，却在几十年中放任党争加剧，腐化蔓延，以至于沉疴难治的境地。虽然他不上朝的一个原因，是为了与势力强大的文官集团斗法，却客观上加剧了明朝政治的混乱，损毁了社稷民生。
从人性角度来看，教育是反人性的。万历从小被儒学的各种规矩和要求限制束缚，虽然学业有成，能力不俗，可是他本能上是反感被束缚的。
张居正已死，那个最严厉的人没有了；不仅如此，看到张居正被爆出来的各种罪状，万历从小被教育的那些思想和价值观也在震惊中崩塌了。
再进一步，大权在握的万历，突然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人性被压抑后的反弹力量更加强烈。所以，勤政变怠政；节约变挥霍，自律变享乐。
自由是好的，可是自由的空间太大了，人性就容易膨胀，反而会走向反面，物极必反。
抗战时，有米国新闻记者团到延安采访，回来后他们感慨中国还有一群积极上进，健康廉洁的人存在。宋米菱回了这样一句话：“我承认，也许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但是，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
看来，她是对人性有深刻了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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