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那段历史，被关注的往往不是雷锋本人的生平事迹，而是学雷锋“运动”的沿革。例如，那之后40多年来，每年定期的学雷锋，从来是选在毛主席题词发表日，而非雷锋的诞辰或忌辰。又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里，“学习雷锋运动”是被当作“重大政治事件”载入的；而列在它之前的，是“全国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紧随其后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顺便提一句，2000年年底，我上国家图书馆网站检索，发现所提供的有关雷锋的书目，共有311种——这个数字，和郭沫若相当，大约是胡适、蒋介石的1倍半，梁启超、周作人的2倍多，钱锺书、李鸿章的4倍，严复的8倍，陈寅恪的10多倍、蒋方震的20多倍、李仪祉的100倍……（一年多后再去检索，雷锋书目已大大减少）
海外史家关注的，也是学雷锋的政治含义。有关著作提到的关联事件，还有庐山会议后“林彪地位的上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合二而一”等等。迈斯纳指出，60年代初，解放军“首次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军队的作用，最初基本上只限于宣传方式。第一个被作为标准的毛泽东主义道德典范，并具有高尚的生活情趣而被大力宣扬的军人英雄，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雷锋”。费正清分析了跟学雷锋相关的若干政治事件，进而认为此项运动的效果有六：“对毛的迷信崇拜”、“效法军队”、“体力劳动”、“全民教育”、“重新唤起集体主义精神”和“无产阶级文化”。费正清接着指出，正是这些，“规定了日后成为文化大革命基本内容的目标和方法”。
但无论如何，雷锋本人在世之时，毕竟算不上政治人物。其实，在绝大多数国人心目中，学雷锋始终是一项提倡助人为乐的公益活动。不论其缘起如何，经过四十年磨砺，如今已被简化为“再单纯不过的符号”——可以“极凝练地概括为三个字：‘做好事！’。这显然比用“政治挂帅”或“无私奉献”概括“雷锋精神”，来的更贴切、更平实、更少非议。至于近年仍有人愿意探讨“雷锋精神”是属于“共产主义精神”、“时代精神”还是“民族精神”；“雷锋精神”与今日市场经济、消费社会，是“对立”的、“互补”的，还是有可能“化合”的……就让他们继续探讨下去好了。
过去大半个世纪里，以平凡而伟大见诸各类官方出版物的英模人物，不胜枚举。张思德、孟泰、时传祥、朱伯儒、李素丽、孔繁森……
命名大会召开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主要媒体均对雷锋平凡而又伟大的事迹加大宣传力度，在全国全军产生了空前的轰动效应，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紧接着，几家大报刊又把雷锋事迹写成报告文学，并同时配发评论和雷锋日记摘抄，文艺界的作家和诗人也都通过撰文和写诗热情地颂扬雷锋精神。总之，举国上下不约而同地提出，要让雷锋精神在神州大地开花结果。一个自觉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各条战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应《中国青年》杂志社的恳请，毛泽东主席1963年2月22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出版，在历史上首先发表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三天后，也就是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主席的手迹。从这一天起，一个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兴起。之后每年的3月5日也就成了学习雷锋的纪念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
1963年3月6日，即首都各大报发表毛主席题词的第二天，《解放军报》独家发表了在京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的题词手迹。
刘少奇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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