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的三个朋友

我爸的三个朋友

      （ 小说）董赴

       我爸那时候年轻。他常说苏叔、陆叔、赵叔是他穿一条裤子的朋友。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穿一条裤子的朋友。但我知道他们合伙把我的狗哈里给杀了。

       我和赵明宇去河滩玩。回来，看见我的狗哈里挂在树上，舌头耷拉老长。他们说狗有七条命，就敲昏了它，然后挂在树上，然后灌水。

       肉端上来，几家人都说香，让我吃。还叫我喝酒，白的。我抿了一口，辣，就吐了。可我不吃哈里的肉。我站在屋后的河滩上，想，他们~~把我的~~哈里给杀了~~？

        因为经常走动的缘故，我后来常常到赵叔家看电视，带苏叔的儿子、女儿溜冰，和陆叔家的黑蛋搭伴骑沟里维族人放养的驴。后来不知不觉间大人们有了矛盾，我和明宇、黑蛋也疏远了。下面是我爸和苏叔、陆叔、赵叔的三个故事。

                                     考 试

        赵叔那时候叫赵排长，管汽车排，是我爸的上司。赵叔是复转军人，常年披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甘肃人。他脸膛黑红，头发后梳，口袋上别一支钢笔，大步走路时，两手捞住衣摆。我爸那时当修理工，车间很大，拱顶，灯光暗，弥漫着机油和汽油的味道。

       赵叔进来，习惯性的在门口停留一会，适应光线。然后扫视一下他的辖区。大声咳嗽两声。然后捋着衣摆，跨过地沟，走进办公室。我觉得赵叔很威风，跨沟都不带看。不像云阿姨，早早办了病退。在家，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

       初三那年，大我一岁的赵明宇留级到我们班，和余静谈起了恋爱。我有一次找明宇，撞见两个人在小屋里，很不自在的样子。幸亏我那时啥也没开，溜了一圈回家。

       赵明宇梁高挺，脸上有青春痘。他打篮球，一帮子女生围在旁边叽喳。他爱把洗干净的军帽吹得鼓鼓的挂上晾衣绳，垫纸的时候，又能垫得溜圆，象朝鲜人的军帽。

       临近毕业，于老师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又鼓动我们几个去考城里的重点。那天天黑，有人带消息，要我们赶去报名。不巧的是我烧还没退。开车的是我爸的学徒，我和余静坐了驾驶室，其他几个人只好蹲在后厢里。风很大，我迷迷糊糊地听见帆布啪啪响。

       我考上二中了，赵明宇没考上。我爸告诉我，赵叔说他儿子所以没考上，都是蹲大厢蹲的。还说他堂堂一个汽车排排长，能让一个修理工日能？

       赵明宇后来也上了二中。校园里，我们见面时，只是点点头，说几句话。

                                        菜 窖

        彩娣阿姨一直瘦，一双儿女却水灵。雨雯齐耳的短发，一双眼睛睫毛特长，我和我哥说等我长大了，要娶雨雯当老婆。他们家在我们家隔壁，我常常带着他们俩看人家浇水烧电石，做柳笛；把狗扔进电站的水池里，看是不是天生会游泳。还有就是给他俩拉冰车溜。

        彩娣阿姨和苏叔都是上海人，屋里厢常常有带点甜味的广式香肠寄来——切了极薄的片，下泡饭。再就是很会做醪糟——酸甜酸甜的。苏叔白净瘦长，留一抹胡子。话不多，很斯文。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大概在矿务办公楼里。他喜欢拉手风琴，我爸拉二胡，都很陶醉的样子。下棋却难免面红耳赤。苏叔大概不得意，不是拉我爸打野鸽子，就是两个人搭伴上小红山看雪景，呵呵吼喊，和我们一样。

      有时喝了闷酒，苏叔就撮起手指，咿咿呀呀唱。彩娣阿姨就说：呀滴事，喔能刚？个是啥事体。侬看看喔里小句头好哇。侬出去白相好哇~~~

        我爸趁机补一句京腔：苦哇~~尾音拖长。

       两家人都笑。

       搬了楼房，两家人不是隔壁，但还在一幢楼。苏叔的儿子苏逸，还是跟着我捉迷藏，逮呱呱鸡。只是有一天我妈让我给彩娣阿姨还油壶——那种长方形的白塑料壶。还冷着脸说：说完谢谢了，就回。我不明白怎么回事。还壶时，阿姨让我坐。我说还有功课，就走了。

       没到家，我听见了楼道里苏逸的哭喊声。还有彩娣阿姨的上海话：唔同侬刚，勿去白相。唔挡死特侬。

       后来我才知道，我爸在山坡那儿挖的菜窖——就是原先有人挖了个形状的那块，是苏叔老早就看中的。只是他怯于干体力活，不料被我爸抢了先。彩娣阿姨自然不高兴，到处和人说我爸欺负老实人。我爸去和苏叔解释了一下，说帮他一块再挖一个。但两个女人的态度，让他们无法面对。

       我去那个菜窖坑看，坑壁布满了凹凹凸凸的锹印锄印。苏叔站在坑里，撂撂土，歇一歇。歇一歇，撂撂土。他家的冬储大白菜和萝卜、洋芋堆到门口了。

                                        分 肉

       黄狗赶着驴车上矿来。身后的粪桶，一路淌着秽物。他一只脚架在车板上，另一只晃呀晃的，手中的鞭子也跟着晃。

       他老家在上海，大概以前犯过事。出狱后。年龄偏大，下不得巷道，又没有技术，分在了菜地。因为没讨过老婆，上海的女人也不像四川妹子哄哄就来，所以见了女人老远眯细眼睛。他可能姓黄，又蔫不拉叽的，见谁叫都要立正一下——像矿里常见的老了的谁都不待见的土狗，就得了这么个绰号。

       我爸叫了声黄师傅，他唬得不行，讪讪地跳下来。我爸救过他——他回菜地时，车翻到沟里压伤了腿。那条路偏，少有人经过。就只好苦捱。幸好我爸追一群野鸽子经过。他感激的很，好几次非要给我买维族人羊皮口袋里的酸奶喝。

       那时候一年四季煤矿缺肉。羊肉汉族人不会做，嫌膻。菜地猪栏里仅有的猪一般都留着招待领导。唯一对外营业的小食堂，有肉菜，贵。普通人家要想吃肉，只有另想办法了。陆叔也住了楼，和我们只隔了一堵墙。我爸思谋着年节弄点肉，说好几个人平分。他知道黄狗有办法，就给黄狗说了他的意思。

       肉很快运来了，现杀好的，该留的脏器还在。只是拿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没办法，又不能张扬。三家的男人就蹲在我家的客厅里分肉。我爸眼睛近视，灯光又暗。就由刘叔剁肉，我爸看秤，陆叔分块。忙到好晚，各自散去。

       第二天起来，我妈就瞅着盆里的肉不对劲，多是骨头和肥膘。不用猜，是陆叔做了手脚。他家孩子多，平常贪小便宜惯了。想是趁我爸眼睛不好使时换了的。谁叫我爸的绰号就叫瞎子呢。

       因为这么些原本不算事的小事，我爸和他的三个朋友就这么分开了。我后来慢慢也有了些朋友，也有了不少的分分合合。我渐渐明白，人事的复杂和际遇其实就取决于看似不经意的一言一行。这让我常常想起那个寓言：一群冬天里不得不挤在一起的豪猪。我觉得我们就是那群豪猪，长了太多的刺，还常常忘了距离和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