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皆有周期，人也一样，有高峰就有低谷。低谷，既可以毁掉一个人，更可以成就一个人。
读了《苏东坡传记》，了解了苏轼的一生，他一生坎坷多磨难，可谓是高开低走，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传奇的一生，更不影响千年来人们对他的喜爱。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诗中提到的三个地方是苏轼一生三次被贬谪的地方，也正是这人生最灰暗的落脚点，成为了最成就他的地方。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当时苏家自己有田产，比一般中产之家还较为富有，从小聪敏的他早年进京应试，受到文坛大佬欧阳修的赞许，声名鹊起，后来，20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两兄弟又参加异常难的“制科考试”。当时几乎整个政坛和文坛，都极其看好他们兄弟两人，认定他俩以后肯定会得朝廷重用，然而在苏轼43岁时，却因乌台诗案锒铛入狱，几经生死后翌年被贬至黄州。被贬职，一大家子的吃喝成了难题，但从他的《初到黄州》中，却丝毫感受不到他的颓废：“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一种送往迎来感扑面而来。最初他让家人每月初一从储蓄中拿出四千五百钱，平均分成三十份，然后将它们悬挂在屋梁上，清晨伊始，就用画叉挑取一份。如此节省下来，一家老小大概还可以支撑个一年多。尽自己所能安排好眼下，既往不咎，未来不忧，在这里，他开启了一生文学生涯中的辉煌时刻。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念奴娇·大江东去》《前后赤壁赋》等名篇都在这里写成。
从容地接受落差，所有努力只为骄傲地转身；3年后回归，继而迎来政治生涯的巅峰。
人处在低谷期时，很容易滋生一种绝望的无力感，似乎眼前困境无边无际。然而，低谷期犹如一个隧道，当穿过隧道之后，低谷就会戛然而止。接受落差，接受现实，不卑不亢。积极乐观，坦然面对，是跌落低谷时最好的人生态度。
曾经有人说：
“苏轼的一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从黄州回朝后风光了10年的他，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又被一纸贬书，贬到惠州，又一次从天堂跌入地狱。此时的他已经57岁。当时被贬惠州的，几乎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因为传说惠州是蛮荒瘴疠之地，他收拾好情绪一路南下。谁知下车伊始，入眼山川风物，美不胜收。别人眼中的恐怖的岭南烟瘴之地，在苏轼眼中却是另一番景色：“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有一天他在山间游玩，累时想找个地方歇脚，但是亭子却在很远的地方，他思索了好久如何才能快速走过去休息。就在万般为难时，他突然想通了：“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他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平静自己的心绪后，他把所有积蓄拿出来，在白鹤峰这个地方，建了一个房子，再把家小从常州搬过来，此时的他已经60岁了。
苏轼曾如是诉说自己：“一生之至乐皆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笔皆可畅达之；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正因如此，被贬惠州之时，苏轼曾写了一首七绝来描绘自己在惠州生活还算安稳：“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不承想无辜祸端从天而降。昔日故友章惇因见不得苏轼的好，又是一纸贬令将当时已经62岁的苏轼贬到荒凉之地海南儋州。在当时，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但是苏轼在儋州，住在土房子里，和当地的黎族人相处得特别好。不仅写诗，而且教当地人做饭、打井、还给当地人治疗疟疾、给他们讲学。海南在有苏东坡之前，从来没有出过进士。苏东坡去了之后，海南岛在有宋一代出了12个进士；第一个就是他在当地教的学生。海南三年，苏轼不仅与当地人相处融洽，还倾心著书立说。续写完成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3部经学著作，撰写文章160余篇，创作诗歌170余首。
苏轼一生虽然大起大落饱经忧患拂逆，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得尖酸刻薄充满戾气。他的一生，一直都是自己在拯救自己。苏轼到哪里，就和哪里融合，用乐观豁达的精神寻找人生的意义。随遇而安，让心情归于平静，退出他人的热闹，回归自己的世界，是低谷时最好的处事途径。
所谓万丈深渊，下去也是前程万里。
正如那阙词：“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伤感却不悲观，无望却带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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