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讲的是意大利风起云涌时代萨利纳家族的兴衰，堂法布里契奥亲王是绝对的主角，具有那个时代贵族的典型特征：高贵、虔诚、有荣誉感，对像塞达拉那样发迹却庸俗的中产阶级不屑一顾，而且能够成功地将对上帝的信仰和对情欲的屈从调和在一起。亲王的不同之处在于“如果不是一个优秀的骑手、不知疲倦的狩猎者、一个适可而止的花花公子的话，他就有可能由于他的望远镜和视差而被驱逐出上流社会”，因为贵族们都认为他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人，他对数学的喜好则几乎被认为是罪恶的堕落”。
亲王对革命的发展几乎是无动于衷的，只要没有危及到贵族这个王权护佑下的阶层。除了随波逐流以外他不知道能做什么，他会有不安、孤寂和幻灭感，但尊严令他无论在家人、佃农还是什么人面前都极力掩饰着，证据就是他的情绪会突然由温情变得恼怒，由平静变为不满，并且更多地钟情于天文学，仿佛天上的星星可以解答地上的问题。当全家搬到多纳富伽塔，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因为革命的影响——自己变化之大，“他从来没有这样亲切地跟人说过话，从那时候起，他的威望在无形中开始坠落了。”
但亲王并不生活在世外桃源，他对政治有认识，无非就是对“真诚”地扼杀，但没有权力的人什么也做不了。而对外甥唐克雷迪和安琪莉卡小姐的婚姻，他马上精准地看到上流社会的穷小子和资产阶级市长的女儿可以各取所需，因此女儿贡切达的爱情的幻灭在他看来也不算什么，尽管一个旁观的第三者一定感到残忍至极。
彼罗内神父令人震惊地占据整个第五章，他依附着亲王，永远在唯恐惹他不高兴的担心和维护信仰的至高无上之间挣扎。在大多数地方，神父和布朗神父一样卑微、沉默、不引人注目，但一旦回到故乡，如同布朗神父回到案发现场，二人同时焕发出智性、信仰的全部活力与生机。对于那个姐姐看来要命的问题，神父胸有成竹，他一开始就知道最终一定会解决，因为穷山恶水的故乡的人们总是挣扎在算计的怪圈里，只要有可算计的东西就行。这在神父看来同那些如信仰般更应在意的事情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因而怀恨在心的男孩父亲得到半个杏园，暴怒的女孩父亲得到神父继承的财产，而有情人得到爱情，神父蒙受上帝的神恩促成一段姻缘，皆大欢喜。至于损失的财产，那是最不重要的东西，神父几乎要笑出声来，乡下人竟然为一点点算计抛弃那些最根本的东西：兄弟之情，伦理之爱，上帝的劝诫，但是想要取出眼中的梁木，何其难也！
有趣的是一旦回到亲王身边，神父就笑不起来了。亲王的情欲再一次控制了自己，要求神父陪自己去巴勒莫见情人，神父在内心的谴责、忏悔、哭笑不得的情绪中再次被迫答应，这回忍不住笑出声的是我。
大教堂的管风琴师堂齐齐奥是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在有关西西里王国的投票中他投了反对票。他对政治一窍不通，让他愤怒的是市长宣布的投票结果：赞成票512，反对票0。他因此认识了什么是混蛋、邪恶、诡诈，这些生活中不易出现的东西。
人是在历史进程、现实生活中彰显自身的存在价值，不论是伟大如拿破仑还是卑微如堂齐齐奥这样的人，在某些层面他们没有区别。一个“反对”让管风琴师和亲王的对话仿佛瀑布下面的水塘，雾气丛生，激荡着令人激动且引人遐思的水流。没有人喜欢被反对——特别是反对自己所赞成的东西，尽管知道人们的观点、好恶总是有所不同——但是理智告诉我们在两股力量中，往往反对的力量最具活力，最有建设性，促使我们反思。如果一件事做得很好，反对只会让它想更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不够好，反对就是遏制和警醒的力量，不如此它看不到自身的缺陷。而赞成能做到什么呢？可能是骄纵，可能是掩盖住矛盾之火，粉饰太平，埋下未知的炸弹。
与亲王相比，堂齐齐奥是敢于行动的人，有自己明确的方向。也许重要的不是明知道一切皆是徒劳，而是表达自己，谴责以革命的名义新旧势力的同流合污，更深地对大众的压榨和欺辱。管风琴师身上有一种更神圣、更值得珍视的东西吸引着我。
唐克雷迪和安琪莉卡的爱情几乎不值一提，前者借助妻子丰厚的资产阶级嫁妆顺利从革命者摇身一变，步入战后的政治舞台，成为议员，后者顺理成章进入梦寐以求的上流社会。男人对权力的渴望和女人对虚荣的追求一样愚不可及，尽管一个风度翩翩，一个风姿绰约，爱情在这其中是最不重要的，没有立锥之地。
亲王拒绝了新政府的邀请。“我们是豹，是狮，代替我们的将是豺，是鬣狗。不管豹也好，豺也好，或是羊也好，我们仍会自认为是社会中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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