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读中国史发展演变，越是对历史有着浓重的敬意。从清末民初的各个救国学派革命思潮开始到现在，个人感觉都是“崇洋”的思潮。是的，彼时中国正值内外交困之时，在无法从内部调整中改善中国发展困境，只能从外部获得救国良方。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一时，外国良方却始终在中国“水土不服”，需要时时调整时时变换，各种新思潮此起彼伏，及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内战外战交迭，成王败寇，也最终使中国重新稳定统一。
读钱穆大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从汉、唐、宋、明、清五朝的四大政治系统进行梳理分析，不由得对中国历史的政治变化发展感到自豪，这个自豪主要是出于，从古时候开始，中国人在统治社会就有了相当完备的思考和实践，中国很少有政治理论书籍，皆是因为聪明才智之人大多已经入仕为官，可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论理想。而历史发展到现在，入仕为官早已不是唯一人才发展路径，于是人才流通至各行业，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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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尊共信”是一国统治建设之基
之前谈及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时人总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不然，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有民众们“共尊共信”的思想，才能维系国家统治。而中国社会的“共尊共信”不是宗教信仰罢了。
首先，从孔子著《春秋》不语怪力乱神，及后各朝代入仕途径的逐步完善，如汉朝魏晋的察举贤能孝廉，唐朝经义文论科举制等等，人们在现世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入仕，以实际行动践行理想抱负，又何须通过构建虚拟的空中楼阁来追求理想的幸福呢？
第二，有别于西方蕞尔小国因地理环境所迫而经年多战掠夺资源，民生不安，中国地大物博，即使在朝代更替间有征战征伐乱世，总体也是以大一统为主，而大一统时代，政治经济制度在不断调整完善，人民大体可安居乐业，再以逐趋完备的入仕制度，让人们可以施展理想抱负，就更无需宗教信仰去追求心理安定与慰藉。那么在乱世以及自身处于纷扰之时，通过拜祭神明祝愿祈求，也实属正常，人只有在不安定的时候才需要有虚拟的东西进行心灵寄托以求安慰。
第三，中国一直以来的“共尊共信”思想主要是儒学经纶，经世致用等等，这些都是历史社会上具有权威性标准的生活伦理指导学说，也正因这些“指导学说”很入世，所以中国人是很现世主义的一个民族。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对传统文化的一个批判，个人感觉目前社会上“共尊共信”思想并没有稳固地建立起来，即使有这样的思想，也没有得到民众广发的“共尊共信”，于是人心浮动，各种乱事骇闻层出不穷。说到底，还是需要有一个“共尊共信”的东西，可以是宗教，可以是经学理论，可以是某种价值观，也可以是某种具体的实物，用来定民心，稳民思。
“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那个权推翻了，别个权一时树立不起来，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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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制资本，平等社会”
中国传统向来就注重“节制资本”，以政治措施引导民间聪明才智进仕，限制私家财力无节制发展；同时不许商人入仕，保证政治不与钱财相拢。一方面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和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为了保护田地赋税这一国之根本，在当时农工作业不发达的时期，保证农业发展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必然需压制商业发展；另一方面，自古钱权难分，避免私家财力无节制发展，从而威胁政治独立性；再一方面，通过引导民间聪明才智进仕，保证对优秀人才的充分控制性，也是一种统治手段。于是中国商业，始终没有发展成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
在“节制资本”之下，没有了资本集中，再加上入仕渠道的完善，宏观来看，中国社会其实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当然，这个“平等”是相对的平等。自宋朝以下，什么封建贵族伯爵之类早就废去没有了，官吏无法世袭，政权制度逐步，政务公开，如此是一个平铺的社会。这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没有可以支持利用力量。当时孙中山先生想闹革命，也是要辗转多地，募资集款，煽动有影响力的社会人士，慢慢形成了燎原的革命之势，但也经过了多次失败的革命战争，才最后推翻满族统治，获得革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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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点是令我蛮诧异的，原来中国自古以来，在法制法度上一直是很完善完备的。中国政治是偏重于法治，制度化的。在两千多年的统治经验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因制度存在，凭制度处理，一切公开。
但是，社会上入仕做官的人太多了，再加上繁重的法令制度制衡，让从政者收到重重束缚，这也是中国政治越到后期越没有起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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