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乡村班主任专业发展的必修课 ——记第一次参加首都师范大学研修活动》这是林冬梅老师在一次研修活动后在“乡村班主任工作与发展研究”公众号上分享的一篇文章。她在文中写道：“乡村班主任唯有在‘说’中学会学习，才能走得更远。”“一年内，我三次走进梦寐以求的首都。我深知，在我的背后有着强大的团队，在默默地支持着我、祝福着我。李教授常常在群里教导我们，乡村班主任需具备‘勇者不惧’、‘仁者不忧’‘知者不惑’之素养，而我想说的是，乡村班主任具备这些素养的背后，饱含着多大的‘勇’、‘仁’、‘智’，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精神支撑和专业引领。然而，没参与这个群体内的人们，又怎能理解？！没投入这个领域的人们，又怎能体会？！第一次的北京之‘说’，李教授站在我的背后，我能感受他传递过来的强大力量；第二次的北京之‘说’，是在北京通州区的芙蓉小学。在‘说’的前一天晚上，我依然紧张，幸好来自深圳的林小燕老师和来自齐齐哈尔市的赵荣嵘老师帮助我修改讲稿，提出宝贵的关于‘说’的建议。李教授在微信里鼓励我说：‘没关系，自然就好’；第三次的北京之“说”，李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徐爱杰博士就在台下，他们认真倾听的表情，使台上的我肃然起敬。有大学教授如此信任一名乡村班主任吗？有大学教授愿意把自己的报告时间让给一位默默无闻的乡村班主任吗？有大学教授如此理解并包容乡村班主任的真实生态，从而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改善不良状态吗？有。他们就是：华东师范大学李家成教授、首都师范徐爱杰博士以及台湾台南大学林进材教授。”之所以引用了冬梅老师的一大段文字，是因为这段言为心声的文字深深地触动了我。正如她所说的没能参与这个群体的人们又怎能理解？没有真正的付出时间与精力，倾注大量的心血，永远不知道这份简短的分享背后的付出。以前参加会议没有任务，只是带着两只耳朵听，听到什么，听了多少，又有多少化为后来的生长力，都打一个问号？而成为台上的一员，说什么，怎么说，ppt的制作，文字的表达，包括肢体语言都是说的一部分，说的多与少，好与坏，对别人有没有意义，想表达的说清楚没有，都影响“说”，其实我是一个不善“说”的人，甚至是一个怕“说”的人，就像一个差生，特别渴望老师点名提问自己，又担心自己的回答是错误的，怕同伴笑话，纠结、矛盾。好在李教授一直的理解、宽容、鼓励与帮助，让我有信心站在台上。但那一次我只记得我说的是我和我班的孩子阅读的事，具体说了什么，如何说的，若不是拿了讲稿，恐怕我会断篇。但这种参与的过程会促使我成长！
这次“新基础教育”研讨会，听完第一天的会议后，我更紧张了！我的紧张来源我的知识储备太少，怕互动环节老师或专家的提问，自己会语无伦次，不知所云。但第一天会议后，我看到了程露老师的分享，她说若是自己在台上，会希望别人问到自己，这样就代表有人听你说。我的心豁然开朗！希望第二天自己的发言也会有这样的效果，也期望有人会向我提问，至少代表我的“说”是有意义的。
当我再次检查ppt，对着镜子试说的时候，时间将近6分钟，想起李教授说的发言必须控制时间，能控制好时间也是一种能力的话，我对自己最后一次的练习还算满意。但第二天上午来到会场后，看到在我之前的老师们一个个精彩的分享，原打算脱稿的我手心全是汗，怕自己断篇，只好带着稿子上场了。这次的“说”没有像自己的预设那样顺利，因为时间和语速的把握都不理想。想起李教授的话：“由于发言的老师多，一定要抠好时间。这不仅仅是考验大家对自己所表达内容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对自己所思所想所做的再整理。”我知道自己“台下十年功”的磨炼还差很远很远。最让我感动的是这次不太成功的“说”引起了主持人束彦老师、翁文艳老师等老师们的关注，关于“领导力”的问题也成了研讨会的焦点之一，也说明了我的研究方向是对的，我的研究是有意义的！陈露老师在会后分享中说：“当人们没有时间限制地去表达，就会天马行空的滔滔不绝，一旦有时间规定，所有的老师都会再次审视自己的稿子和提纲。记得第二次参加全国论坛的前一晚，自己一个人在酒店反复地删减、修改、试说。一遍遍地重复着，便会让自己更清晰，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再接下来的一次次发言，自己开始从写稿子到列提纲，到最后利用PPT为提示，不准备稿子，并能掐好时间表达。似乎越来越明白，李教授所要表达的时间限定背后的内涵，是提醒着每一位老师把握好时间有效地说清楚自己的观点。同时，更是提醒倾听的老师需要提前阅读，否则真的会不知所云。”程露老师的话给了我很大启发，以后的学习中我会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说”的能力，也会更勇敢地去“说”，并通过积极的对话交流来培养自己“说”的思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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