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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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了这段话,正表达了本文写作的本意,特地录此,以警醒自己:
但愿我能时刻提醒自己:我看到的,比我理解到的多;我看不到的,比我看到的多。所有简单粗暴的批评,不过是我对自心投射的批判罢了。但愿我能时刻觉察:当我觉得他人不好,仅仅是因为,他人和我不同。不要把自己当成标准答案,试图去测试这个世界的生动。
村子里的人都说,她是个“烂”女人。17岁生下第一个孩子,23岁的时候,丈夫去世。后来的10年里,一直都是一个人——我的意思说,她没有再嫁,但是,也不是一个人。每到天黑,村子里的人们都会看到有人去她家。有时是一个,有时是两个。外地的戏班子来演戏的时候,她家就是旅馆;村里男人开着粗野的玩笑,如果要挖苦谁,就说那人是她的儿子。她在村子里的女人中没有一个朋友,她是她们共同的情敌。她的名字是其他女人彼此侮辱时的符号,成为另一个专门用作侮辱女人的名词的代替。直到有一天,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国外的旅行团到达。那个团里的一个单身汉看上了她,要带她走。她没答应。3个月后,他自己来了,她又没答应。过了一年,他再次来了,这次,她跟他走了。村子里的人很羡慕她,女人们彼此谈论起她的时候嗤笑着说,外国人到底和咱们不一样,什么样的烂货都要。
她出去之前,勉强能说几句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口音;出去之后,却用了15年的时间,拿到了生物学博士的学位。丈夫工作,她带孩子。她的混血孩子成绩优秀,多半拜她所赐——从小泡在大学的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她留在国内的两个大孩子,一个博士,一个硕士。不是因为聪明,而是因为和妈妈一样不要命的刻苦。顺便,她女儿和丈夫相识于夜店,他是顾客,她是浓妆艳抹的侍应生。如今女儿一家4口过着安静的纽约市民的生活,夫妻恩爱。她在55岁的时候重返祖国,不是养老,而是,被任命为大中华区的总裁,走马上任。她保持着从年轻时候开始的,对于男人的爱好。这个,她丈夫知道,她女儿知道,她儿子,也知道。
我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保持着最大可能的接纳心态。默默听着,分析为何会听到这些。我会不由自主地思想:这种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会是什么,会如何影响人格的形成,形成什么样的创伤,导致成年后的什么样的问题。我试图去共情,说:我理解。但是没有说。因为真的不理解。所有受过的教育都告诉我:因为什么所以什么BLABLABLA。各种价值观的冲击让人微微眩晕,我望着讲故事的人,我觉得他在等我的态度,会问我怎么评价,怎么解释。但是没有。
他安静地讲完,灭了手中的雪茄。也是一种活法,不是吗?他问。那么,我缓缓问,你怎么评价她?我不评价她,我接受她的一切。因为,她是我母亲。
另一个故事:
他吸毒。就是那种可以导致幻觉的麻黄碱类的毒品。每次吸食之后,都能够有绝对的高峰体验——不仅仅是某种行为和某种环境,而是思维也格外活跃。他的创作由此而闻名。我觉得这个东西对神经是有好处的,不触碰的人理解不了其中的感觉。他对我说。你可能经历过思如泉涌,但是你不懂得它不是泉涌,那简直,那简直,就像海啸一样。它自己就排山倒海,淹没了你!哦,你不懂!
我默默一笑。确实不懂。如果懂得,就不会有这么深的无助感。他可以用比我大20岁的人生经验描述、解释,而我无法用10年的专业所学去驳斥他什么。这不是戒毒所,也不是监狱。我不是社工也不是法官,没有办法因为他的既往经验救助他或者审判他,况且,他不是在我印象中那些蓬头垢面、嘴唇乌青的吸毒者。
那么,你第一次,嗯,这样,是什么时候?他深深看了我一眼,回答:纪念某个日子,在纽约。看着我探询的目光,他问:1989年,你多大?我点点头:明白,我也能记住事情了。但是,你不懂。你还不真正懂。他说。他放下刀叉,端着红酒抿了一口,目光朝向高楼之外的万家灯火。
我试图表达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试图表达自己也理解这些,但是没有。每一个经历过生死的人都知道,哪怕多10米的距离,你都不能真正理解一件事情中人的感受是什么。有的人,因为一个历史节点,命运全改了。他们默默无言地活着,仿佛劳工营的俘虏,仿佛木讷的农民。只有局外人觉得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道这样的行为和那样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有若干次,我被各种直接或间接听来的故事折磨得辗转难眠,仿佛晕船。晕船比晕车难受,因为始料不及。最可怕的感觉是:你看到旁边的船缓缓后退,以为是自己的船向前开了,惊觉不是,而是水波荡漾,给了你错觉。这种判断的错误立刻激活了知觉对自己的怀疑,一阵恶心就涌了上来。我由此怀疑神经症是否基于同样的原理出现:固有的思维模式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质疑。
人生“应该是”这样的:仿佛俗气的汽车广告一般,春风得意的男人携妻带子,一路风吹杨柳,穿街过巷,回到如画的故乡。白发父母双双慈祥健康,满面笑容地等候着。
人生也“应该是”这样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充满着阳光,对事物的看法正面积极,从不关注阴暗的角落。
常常有传销课程展示他们的头儿,如何少年得志,如何出身名门,如何家庭幸福美满。顺便附一张照片,照片上每个人都笑得阳光灿烂,连身边的大狗,都友好地吐着舌头。人生的“应该如此”每每让我充满怀疑,嗤之以鼻。以至于我后来怀疑自己为何如此见不得“美好”,心理阴暗得揣测着每一个精致镜头背后的真实关系。
我们常常一厢情愿地以为靠着努力就可以摆脱困境,如果不是身在困境,你如何知道那种欲哭无泪的绝望?在一场对救援工作者的督导中,我把手放在修女的背上,说,哭吧。然后她就蜷缩成一个团,无声痛哭起来。她痛哭自己面对自杀者的无能为力。我也没有办法,我不是上帝。更多时候,面对的不是灾难,而是貌似平凡的普通人生。我们认为应该离婚的家庭暴力中,双方却苦苦纠结;我们认为应该离开的不负责任的父母,长大的孩子边恨边爱。我们企图拯救的心灵,乃是因为罪恶而苦不堪言。
用了很多年,学会不以“拯救”之心去面对别人。如果能够拯救,那么获救的就是自己度人的妄心。当无度人之心时,忽然发现也没有了评判之心。弗洛伊德假设了一个完美的人生版本,每遇挫折,便是创伤。在本能的力量驱使中,人在纠结与解脱中得以成长。若是用精神分析来解读人的命运,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手推动着。能做的有限,该尊重的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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