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在朱元璋创立之后，一直遵从儒家作为统治国家的正统思想。强化儒家思想中的“家天下”、“齐家治国”这样的大政府小国家思想来辅助封建帝国的中央集权需要。当时的读书人读书是为了考取功名利禄，全没有"君子喻于义“的风骨，为官之后也更看重官场的政治经营而为百姓谋福利的甚少。所以出现一批即使满腹经纶也不愿入朝为官的有志之士。而明代皇帝对于此也多采用高压政策，对于那些看不惯朝廷风气不愿意效忠朝廷，隐于山林的知识分子甚至会搜山强制给予官位，纳入朝廷监控范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真正的时代大儒确难静心问道，为官也处于格格不入的尴尬境地。而王阳明的先祖便是其中之一。
王阳明，字守仁，出身于书香门第。先祖因为不想同流合污，而选择隐居山野，不愿入朝为官，家道中落，过着朴素而清贫的生活。早点被一高僧预言，家中子嗣会出现一个振兴家族的大家，光宗耀祖。王家祖先一边虽看不惯朝廷做派，一边还是不免的想重新得到世人认可，振兴家门。而这个预言，在王家几代人之后才在王阳明身上得以实现。
王阳明的经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与时代主流思想的对立都让他在当时的明代身处争论的中心。王阳明作为一个文人，也颇具武人的指挥作战能力。在后期为官之时为朝廷平定南方贼寇，后又评定宁王叛乱，利用自身学问和体恤百姓之心造福一方百姓。如此能文能战的大臣在任何时代都必有大舞台。
王阳明最令人所知的还是他所开创的儒家心法，与当时正统儒家思想——程朱理学，有截然相反的取向。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格物致知。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对一个事务仔细观察分析，探寻事务最本质的核心，达到知其根本的目的，而后由此及他推演到其他事物上。这是对外寻求的过程。而王阳明所倡导的儒学心法倡导的是“心外无物”，所有的道理都不应该向外去探求，而应该向内寻求，格的不是物，格的是心。如朱熹一般的向外格物非悟性极高的人不可得，一般人学不来，这在关于他非常有名的“格竹子”的故事可以看出。
二、知行合一。儒家讲求知行合一，用现代的话语解释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再以实际行动去践行，这是把知和行分为两部分，先知后行。而王阳明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知行合一是说一个人在知道的当下他就已经在行动了，知道也是行动的一部分。念头即行动。比如一个人看到别人需要帮助，心里萌发帮助的善念，那他就已经在帮助他，已经在行动了。这种观念主要是鼓励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思想观，关键是“立诚”，只要心中立诚，那么他的行事准测就都有正确的指导，也就不会犯错。另外一层意思是，知和行是不可分割，同步进行的，不是一前一后的关系。知道离不开行动，行动才能凸显知道。不应该把这两方面分开看待。
三、致良知。儒家倡导要存天理，灭人欲。程朱理学对此的解读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天理是国家利益，三纲五常，是制度，人民应该以皇帝为核心，围绕天子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而不能随心所欲。王阳明所提倡的是站在人心修为的角度，天理是人生哲学准绳，心学称之为良知，是人性先天的最初的善心、恻隐之心、孝悌之心、友爱之心。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因为私欲之心，自私之心，功利之心的生成而使得初心蒙上了尘埃。在追求“致良知”的路上要不断警惕升起的人欲，才能止于至善。
把任何一个时代放在历史的长河里，都能找出相似的特征和发展的轨迹。王阳明的思想在后世看来，并没有太多意外的想法，但是在当时确是实实在在的异端分子，与主流思想相背离，是当时功利化的求学问道中的一股清流。近些年，现代的我们重新认识王阳明，他的思想在现代重新火了起来。也是有历史的原因。现代中国，我们用极短的时间便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国人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提升，吃饱穿暖也有了余钱。而此时的社会变化又是以往不曾出现的，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否稳定。前所未有的发展带来的是前所未见的挑战，国人难免会觉得迷茫和困顿。这时候王阳明所倡导的儒家心学或许能够知道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寻求内心的一片平静，回到自我的初心，而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也能让这可贵的初心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坚守，摒弃杂念，而让自己内外兼修，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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