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在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辜鸿铭《春秋大义》
说到中国，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他五千年辉煌的历史，经久不衰的灿烂的文明。可是，我们却很少谈及中国人。尽管《野火集》的野火在我心中熊熊燃烧，尽管《丑陋的中国人》深深震撼我的内心，尽管我也曾作文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满与抱怨。但是，中国人，真的是百般低下而无一是处吗？辜鸿铭先生给了我们答案。
温良，是中国人在五千年日月精华的沐浴下所凝结的一滴仙露。
《诗经》，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起源，它承载着先秦时期人民及君主的生活状态。但是，它并不能作为中国文化的起源，当然也不是中国人“温良”的诞生地了。
几千年前，李耳，向世人撰写了一部讲述“道”的《道德经》后，与徒弟尹喜归隐于终南山下。孔丘，又为中国文化中扎下“仁”的根基。至于孟轲，至于庄周。
正是有了这些先贤，使得中国人在他们的熏陶下催生出华夏的本土道德，也包含了“温良”。
时至后来，历史舞台上又出现了嵇康、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祯，以及陶渊明、王维等人，以行动践行了何为“道”，何为“仁”。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本土道德体系已经趋于完善。中国人的“温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诗词当中。无论是“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还是“红烛被，绣帘垂，梦长君不知”；无论是“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还是“衣带渐宽都不悔，况伊消得人憔悴”（欧阳修）。
后至明清，尽管中道衰落，所作诗词无非抄袭唐宋者，但是这“温良”的根基，已经深深扎进每位沐浴在中华文化的人的脑海里。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的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辜鸿铭《春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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