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措施，不是像秦朝的措施那样不加区别地禁绝一切学派的思想，造成思想领域的真空，而是从“百家”之中选出一家，即儒家，给予独尊的地位，作为国家的教义。还有一点不同，汉朝的措施没有颁布对于私自教授其他各家思想的刑罚。它仅只规定，凡是希望做官的人都必须学习《六经》和儒学。以儒学为国家教育的基础，也就打下了中国的著名的考试制度的基础，这种制度是用于扩充政府新官员的。这样一来，汉朝的措施实际上是秦朝的措施与以前的私学相调和的产物。这种私学，自孔子以后越来越普遍了。有趣的是，中国第一个私学教师，现在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国学教师。
冯友兰给予汉朝独尊儒术中肯的评价，没有捧上天，也没有贬低，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政策，中国的其他几家文化也没有断绝。中国没有宗教，但孔子曾经在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后1世纪左右，被奉为神明，比宗教崇拜有过之无不及。所幸后世又回归正常，不然孔老夫子在天上，看到地下匍匐一片的崇拜者没有一个懂他，得捶胸顿足。呵呵
古文学派最大的思想家无疑是王充（公元27—约100），他以惊人的科学的怀疑精神，反对偶像崇拜。他的主要著作是《论衡》。他谈到这部著作特有的精神时写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论衡·佚文篇》）又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
对王充没什么印象，但冯友兰给了很高的评价，有时间可以去看看。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汉朝末年，道教也开始产生了。现在有人把这种民间的道教叫做新的道家。古文学派清除了儒家中的阴阳家成分，这些成分后来与道家混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杂家，叫做道教。在这个过程中，孔子的地位由神的地位还原为师的地位，老子则变成教主，这种宗教模仿佛教，终于也有了庙宇、神职人员、宗教仪式。它变成一种有组织的宗教，几乎完全看不出先秦道家哲学，所以只能叫做道教。
道家和道教确实是完全不同的，道教差了道家十万八千里。不过道教可以说是最早的科学家，知道化学反应，炼丹，长生不老。其实炼出来的都是些重金属，重金属是有防腐功能的。哈哈哈
道家也有行时的机会。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政治、社会秩序大乱，人们对于古代经典的研究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很自然地倾向于批评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在这样的时代，儒家学说自然衰落，道家学说自然兴盛。这时候道家学说提供尖锐的批评，以反对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还提供逃避现实的思想体系，以避开伤害和危险。这些正适合生于乱世的人们的需要。
自己感觉道家思想确实能用于乱世，放在一个人一生中也就是迷茫，低谷时期，庄子的顺势而为，就有趋利避害的功能。其实道家我所理解的不止是用于混乱时期，完全可以作为一生的指引，他重视的是变化，也就是达时可以转换成建功立业的，穷时，守好自己，可以安身。仅读三篇庄子已经有这种感觉，我今年争取把庄子内篇看完，再加秋水和天下，这两篇冯友兰引用比较多。
郭似乎以为，模仿是错误的，他们有三个理由。第一，模仿是无用的。向郭注写道：“当古之事，已灭于古矣，虽或传之，岂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变，故绝学任性，与时变化而后至焉。”，“学”就是模仿。每件事物都在变。每天都有新问题，新需要，碰到新情况。我们应当有新方法来对付新情况，新问题，新需要。即使是在已知的一瞬间，不同的人，其情况、问题、需要也各不相同。他们的方法也一定不相同。既然如此，模仿有什么用呢？
模仿别人，不仅不能成功；而且正由于模仿别人，就有极大可能丧失自己的自然本性。这是模仿的害处。
所以模仿是无用的，没有结果的，有害的。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是“任我”，这也就是实践“无为”。
这大约就是所说的读太多书反而没什么好处，一味的想成为自己的偶像也不是可取的，每个人要成为他自己，有自己的风格才是出路。人的一生要靠自己悟，中国文化很注重顿悟。
冯友兰把中国哲学史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庄、孔孟，到汉朝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到怀疑精神的王充，到魏晋时期完全偏离老庄却自认为是来源于老庄的玄学派，到唐时期的韩愈，李白杜甫都不算哲学家，他们属于文学家，而韩愈算半个。
到宋朝的大爆发，两程兄弟各成一派，分别引领了程朱理学派和陆王心学派。程颐-朱熹的理学派，程颢-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派。我个人想去看王阳明。
再到后来，明朝其实资本主义已经萌芽，王阳明心学派也在走向大哲学家的路上，可惜满清铁蹄入关打断了这个进程。直到三百年后西洋敲开中国大门，在这三百年间西方哲学、科学，资本主义极速发展，他们的上帝死了，哲学占据了思想，科学发展物质经济，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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