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孚《广异记》有篇关于虎的传奇，名《王太》，故事通俗易懂，读来蛮有趣味，不妨信手拈来与诸君共赏，在虎年岁末。
王太
海陵人王太者与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当路。其徒云：“十五六人决不尽死，当各出一衣以试之。”至太衣，吼而隈者数四。海陵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选一棒，脱衣独立，谓十四人：“卿宜速去。”料其已远，乃持棒直前，击虎中耳，故闷倒，寻复起去。太背走惶惧，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十余里，有一神庙，宿于梁上。其夕，月明，夜后闻草中虎行，寻而虎至庙庭，跳跃变成男子，衣冠甚丽。堂中有人问云：“今夕何尔累悴？”神曰：“卒遇一人，不意劲勇，中其健棒，困极迨死。”言讫，入座上木形中。忽举头见太，问：“是何客？”太惧堕地，具陈始末。神云：“汝业为我所食，然后十余日方可死，我取尔早，故中尔棒。今以相遇，理当佑之。后数日，宜持猪来，以己血涂之。”指庭中大树：‘可系此下，速上树，当免。”太后如言。神从堂中而出为虎，劲跃，太高不可得，乃俯食猪，食毕，入堂为人形。太下树再拜乃还，尔后更无患。
或许是王太艺高胆大，遇难自然化解。而文章偏要摊上“虎神”一位与人为善的幻形，这样的描写同见《广异记》卷十“稽胡”中的虎王所发善心，情节内卷。毕竟历史上能从虎口脱险的角色，天下没得几个，特别在戴孚所在的唐代之前，将因果报应植入在志怪，是为汉魏以来佛教盛行的感染结果。我细数了一下，唐之前赤手空拳降虎见正史的大概只有北周杨忠(507-568，字揜于)一人。杨忠，隋文帝杨坚父。《周书.卷十九》：“大统三年，与信俱归阙。太祖(宇文泰)召居帐下。尝从太祖狩于龙门，忠独当一猛兽，左挟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壮之。北台谓猛兽为“揜于，因以字之。”揜于(yǎn yú)为鲜卑语，本意“虎”。由于周书成于唐初，为避太祖李虎讳，故撰者以猛兽代指。而杨忠独自面对猛虎，左手挟住虎腰，右手拔掉虎的舌头，动作何等骁勇凌厉，让人叹为观止。对比北魏“北淯郡尝有虎害，大眼搏而获之，斩其头悬于穰市”(《魏书》)，有意识除害的杨大眼或弗如之。但在壬寅除夕再话这打虎故事，却大有不敬。关于虎，大伙儿喜欢的形象还该是虎虎生威、气吞万里如虎的精气神，要么是虎头虎脑的小可爱。尽管其年磕磕碰碰，但不能因之闲话以一个被揍被虐的角色。
有意思的是，“王太”中所说“海陵多虎”的海陵，即为古代泰州，以地并海而高故名。西汉元狩六年(前117年)设海陵县，唐初武德三年(620年)改称吴陵，南唐昪元年为泰州，其范围大致为今天的泰州地区与东台、海安、如皋西乡一带。海陵自古多麋鹿已是不争事实，无论史书还是上古出土实物，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姜堰所挖化石；1976年泰州出土完整的雄性麋鹿化石;1977年海安青墩遗中的麋鹿角化石；以及2015年兴化蒋庄遗址中鹿角亚化石等等，不胜枚举。宋王象之(1163—1230年)《舆地纪胜》卷四十景物上“麋＜田耎＞”引晋代张华(232—300年)海陵《博物志》云“海陵县多麋，千万为群咄(掘)食其草根，其处成泥。民因而播不耕，而获其收百倍。后汉志作麋峻。”南朝陶弘景(456—536年)《名医别录》下品卷三“麋脂，治痹，止血、益气力。生南山及淮海边泽中，十月取。”可见，从汉、魏晋、南北朝，直至王象之所在的南宋时期，对照当年晁说之(1059-1129)流寓海陵留下的诗句：“九死性命存，乃到海陵仓。海陵何所有，麋鹿画成行。多仓多麋鹿，今也恨难忘”；罗愿(1136-1184)《尔雅翼》中云“麋与鹿相反，鹿是阳兽情淫而逰山，夏至得隂气而解角，从阳之象。麋是阴兽情淫而逰泽，冬至得阳气而解角，从阴之象。今海陵最多千百为群，多牝少牡。”麋鹿彼时在淮南边缘泰州地区为常物。
成群结队的麋鹿，按照生态概念，一般意味着食物链顶端大型猛兽的相应存在，但从里下河上古遗址以及泰东河沿线唐宋遗址出土的麋鹿、鹿、野猪、獐甚至鲨鱼等诸多兽骨报道中，并未涉及大型猛兽骨殖，推测距今5000-6000年的新石器时期比较南宋时期(1127—1279年)，本地区低洼地带的动物组成基本相似，作为长江下游平原水草丰美的麋鹿栖息地，即使几千年来其碟形地质地貌在泥沙沉淀作用下，从古沼泽演变成河网状态，但由于沼泽、河流密集地带陆地的不连续性与危害，并不适合老虎等大型食肉猛兽所需要的领地范围。据统计，一只雌性虎大约需要20平方公里的猎食领地，雄性虎的领地则大得多，约为60至100平方公里*。因为这样领地意识，使得居河而麋的动物失去了捕食天敌，才会形成古海陵东部“民因而播不耕，而获其收百倍”的农事现象。但这一现象实质，笔者恐以为又与人丁数量有关，换句话说，临海沼泽的恶劣地表同样不适宜规模农业和自然人居，无论是新石器时期良渚遗址还是沿泰东河唐宋遗址呈现出的大量箭镞、玉石器、墓葬形式以及临河灰坑、遗器生活碎片看上去都像是与军事、军事行为下的生存结果。今天作为江淮官话分支通泰方言中的吴语底层，或许体现了这一亚种语言来源方式，即不同历史的军事扩张驱动族群与方言的变化，最早可上溯至国家雏形期的良渚文化外延。比如蒋庄遗址，在缺乏良渚核心区与本遗种群基因对比的条件下，出土的随葬玉璧、玉琮与无玉器墓葬间的社会分层，表现出外来军旅、随军成员的等级差别，非血缘关系主导的氏族部落组织。从随葬遗器非具本地地域性，如石钺，无论材质来源和打磨工艺、工具及其权力与背后的权力范畴。而像六端之一的玉琮，在礼器、地位意义之外，似乎具备兵符、身份识别功能。如M45出土的八节玉琮，制作精美，非易造品。这样的假设也会更好解释蒋庄男性样本多于女性、死亡年龄青中壮年多于老少的原因，人骨存在暴力伤害证据以及对部分二次葬的再认识——战场本身对遗骸破坏。值得思考的是，父系社会女权渐微但仍为战争组员；以及不同层位墓葬叠压所意味的间歇期或为灾难变化下本地区军事状态的长期游离，地貌的脆弱性应考虑其中。同样在文字历史内，比如东台市辞郎河、陶庄四组等泰东河沿线唐宋遗址多出土古井、生活器皿与淮东屯田之间的具体关联。遗憾的是时空下像这类轴向触角未能采撷到有效论据，在出土遗物外，地方语言为研究的活化石。
回到谈虎，伴随着农耕社会发展，对土地广泛占用，迫使大型猛兽渐渐退缩致山林，以《宋史》志卷十九对各地“虎灾”记载为例，也能变相的推测出当时老虎依托山岭而存的地理空间：“开宝八年十月，江陵府白昼虎入市，伤二人。太平兴国三年，果、阆、蓬、集诸州虎为害，遣殿直张延钧捕之，获百兽。俄而七盘县虎伤人，延钧又杀虎七以为献。七年，虎入萧山县民赵驯家，害八口。淳化元年十月，桂州虎伤人，诏遣使捕之。至道元年六月，梁泉县虎伤人。二年九月，苏州虎夜入福山砦，食卒四人。咸平二年十二月，黄州长析村二虎夜斗，一死，食之殆半。”“大中祥符九年三月，杭州浙江侧，昼有虎入税场，巡检俞仁祐挥戈杀之。”“绍兴十一年，海州属金，悉空其民安江。后二十年，有二虎入城，人射杀之，虎亦搏人。”“咸淳九年(1273)十一月辛卯黎明，有虎出于扬州市，毛色微黑，都拨发官曹安国率良家子数十人射之。制置使李庭芝占曰："千日之内，杀一大将。"于是脔其肉于城外而厌之。”
从宋代湖北江陵、黄冈(黄州)，巴蜀诸地，浙江萧山，广西桂州，江苏苏州、连云港(海州)、陕西西凤(梁泉)，古代皆为山岭丘壑地带，虽然扬州为泰州毗邻，地貌结构相似，平原地势，河流纵横，但其城北有山，名蜀岗，为江淮山脉余脉。嘉靖《扬州府志》云：“蜀冈上自六合县界，来至仪征小帆山入境，绵亘数十里”，所以早在咸淳九年十一月有虎零星从山区流窜入扬州集市，应不以为怪。
扬州蜀岗上有五司徒庙。五司徒，清代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援引《南史王琳传》考云：王琳被杀于寿阳，其首权瘗八公山，后寻有扬州茅智胜等五人密送丧柩达于邺（今河南安阳北）等云。李又据明代传说小说《增补搜神记》：“扬州旧多虎狼，茅许祝蒋吴五神君，居扬州，山溪遇孤身老妇为母，侍养未久，妇为虎啖，俱奋遂捕山间，有虎迎前，伏地就降”的故事，指出背景中的北周扬州治寿阳（春），非彼时广陵，并凭借扬州地势平衍，不当误以驱虎事言之结论，否定了传说中的降虎地点——宋史中真实有虎的扬州，即传说中合理部分。就像当下在实物遗骸缺限下，过于依赖检测实验技术，忽视传统方法对历史的验证，即运用书面记载重新考量古代麋鹿的生存环境。《隋书》卷59云“会帝于汾阳宫大猎，诏暕以千骑入围。暕大获麋鹿以献。”其中汾阳宫位于今天山西宁武县。百科宁武县地貌主要分为河谷冲击平原区、基岩山区和黄土丘陵区，其中山区面积占95.36%、丘陵面积占2.97%，平川面积且占1.67%，平均海拔2000米。从其地理环境与江淮平原的迥异来结论，麋鹿在古代中国应该是个广泛性且普通的物种。又成语典故“鹿走苏台”，鹿即指麋鹿。《汉书·伍被传》：被曰：“昔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结合诸述也说明农业社会前，麋鹿大江南北常见，逐水而居非麋鹿唯一生活习性，依据山壑植被为不同麋鹿种群所适应。《周礼·天官·庖人》：“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六兽，郑司农注：六兽，麋、鹿、熊、麕、野豕、兔也。贾公彦疏：“庖人得此六畜、六兽、六禽共与膳夫，内外饔。”庖人与膳夫同为周朝小官，职掌供膳，而麋鹿也与野兔一样，为彼时早晚餐常用熟食。
“海陵多虎”或为故事夸张，从各代正史经籍，古代泰州地区均未见有老虎活动记录。有关虎的古代地理命名，犹见《宋会要》泰州虎墩场（富安），又名虎阜。后世文章多喻指海边高地，《弘治两淮盐法志》言为范文正筑捍海堤堰基。但千百年来作为支撑“海陵多虎”的另外一个传奇故事“伏虎师法向”，却暗地支持了海陵有虎这一看法。
《舆地纪胜》云“向，如皋人，隋末宁海县有虎。向一见振锡而伏，号伏虎师。见(续)高僧传”。唐释道宣(596-667)《续高僧传》第二十一下云“释法向(553-630年)，姓李，扬州海陵葛冈人。形长八尺，仪貌魁杰眉目秀异。”其16岁出家。 曾在南京栖霞寺拜恭禅师为师，学法华忏。隋末回海陵，居大宁寺，后转宁海县。宁海县有“大虫伤害日数十人，(法向)乃设禳灾大斋。忽有一虎入堂，搏一人将去。向逐后唤住何造次,今为檀越设斋,可放此人。依言即放。诸虎大集,(法向)以杖扣(虎)头为说法。于是(虎)相随远去。”伏虎师法向与王太故事中的虎神，施法角色互为颠倒。虎神所运用的“宜持猪来，以己血涂之”道教移魂手法，比起法向佛经说法，花招要复杂得多。看得出在唐代新兴崛起的传奇文学，其情致趣味性远比六朝以来盛行的志怪小说突出，耐人琢磨，两者对比，后者更在意宗教的超能与神秘。像法响宁海降虎这样的志怪趣味甚至堂而皇之的影响到正史中人物描写。如《元史》191卷：“许维祯，字周卿，遂州人。至元十五年，为淮安总管府判官。属县盐城及丁溪场，有二虎为害，维祯默祷于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丁溪场紧邻东台场、何垛场。其去北80里有伍佑场，至今流传卞元亨刺虎故事。作为灌木丛生的沿海荒僻高地，古代海陵东北隅，即今天沿范公堤地带不排除有虎存在的可能。按照贺云翱“夏商时代至唐以前江苏海岸线的变迁”（1990）描述，西汉晚期沿今天范公堤身，北止阜宁南至海安为古海岸。海边沙冈已连接成陆。至东汉晚期随着海平面逐渐下降，以及江海浪潮流沙的作用下，至南北朝时，原海陵东南海中沙洲扶海洲渐与新生陆地如皋片并连，新生土壤同时成为北方侨民新的集聚地。这类科学地理也有助于分辨《左传》中“如皋射锥”与鲁哀公十二年，“公与卫侯、宋皇瑗于郧”的历史事实。
若按扬州有虎，源于蜀岗系江淮山丘余脉，同观泰兴孤山为江南天目山余脉，亦可得出泰州地区有虎之说，反馈到日常生活中，今泰兴亦有老虎巷、老虎埭之地名，那故事中海陵郡有虎的古宁海县治何在？（未完）
aaammmth 202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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