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记

                  …… 浔古

              …… 〈绪〉

              ……〈观微〉

              ……〈经世〉

              ……〈有君无臣〉

              〈绪〉

  近来读书颇杂，因樊树志先生，对明史竟略有兴趣，每到朝代末世，值得探究的问题也就俞多，有如两汉之际，唐末五代，两宋之交，明清之际，以至于清末民初。

  这些末世之际常有警世之言，以文士学风的转向总是随社会危机而转向，明人尚谈兵，在此有如宋人，这便皆受社會危局所影响。

  明清之际，是一个模糊的时间界限，而这一时期，对于明亡之因亦多有不同的见解。在初涉明史，时常痛恨于党争，但在现今看来，党争亡国论者，绝非如此。明一朝亡国，绝非受士风所影响，倘若真如此，有怎会有晚清的士风转向，明之经世源于两宋，清之经世致用源于明一朝。如今再看明清之际的学人有如王夫之、黄宗羲、顾言武等晚明遗老远非钱嘉学派所能比。梁启超先生说明代‘士习甚嚣’，常有诸生干政。尽管如此，亦可看出明朝一代文士的虎虎生气。由此观之，明亡之因绝非因党争而起，谢国桢先生《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自序》所言，明亡虽由于党争，可吾国民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明朝党社运动，亦是标志着士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自觉。

            〈二〉观微

  仅仅从现今所读之书，以求明亡之微。也稍加所读之书籍所感。

  接触明史第一本书来自于一本通俗读物，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中所解首要观点，在于政府效率，而张居正所行之改革，即在于提高政府效率，这其中所阻之处在于士人对于改革的不接受，其中有一句话所言‘张居正的改革，旨在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读书人这一群体。’关于张居正之评价在此不作赘述，然若无张居正之改革，断不会有后来的60年。

  此中明亡之因，一句话以言之：政府效率缓慢，以及常以道德舆论，掩盖法律之力。

  在由美国汉学家卜正民教授所主编的《哈佛中国史系列》中，从另一视野了解明一朝，这部系列的特点在于叙事性强，以及对于新材料、新史料的运用，不只是在于对政治史的演变探究，亦在于对生活史方面的探寻。但其中缺点则在于常引用一些边缘史料，于真正明史探究的正史探寻亦有较大差距。

  卜正民教授主编的元明部分，风格独特，读来颇有趣味，重视气候对于明代朝政之影响，有如万历时的旱涝，以及崇祯一朝的气候反常影响。

  其中之观点在于气候与明朝朝政的影响。

  从樊树志先生的《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中，有感于两难的处境，对外的战与和，对内的剿与抚。

  有感与内忧外患的交困，然实则，内忧外患在当时，实为小事。真正的严峻的却在于粮饷问题的极端严峻性。有如孙承宗所言：‘今天下急不在内外患忧，而在于农栗兵饷’类似的言论在有如卢象昇所言：‘通计各省情形，大率寇多于兵，兵多于食。有司一闻大兵且至，人人皆欲服毒投繯。将兵者皆希骥士饱马腾。’晚明更甚，如史可法所言：‘兵行最苦无粮，搜括既不可行，劝输亦难为继’。

              <三>经世

    经世之学，实则源于宋之理学。而到了明朝，在于对有用之学的理解。

    明之有用之学在于任事，在于不虚谈，贵实效，所谓经世，有人言为近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

    然实则《皇明经世文编》所录之经世之文，多大谈经世，而毫无半点作为可言。有如陈确所讽：“《学》、《庸》二书，纯言经济，而世不察，谓言道之文，真可哑然一笑。”

    所谓经世之学，或者说有用之学，实为以仕所学，而非以学所仕。本应仕学之一，然因科举却将仕学分离，有如归有光先生妙解：“自科举之学兴，而学与仕为二事。故以得第为士之终，而以服官为学之始。士无贤不肖，由科目而进者，终身可以无营，而显荣可望。士亦曰吾事毕矣。故曰士之终。占毕之事，不可以莅官也；偶俪之词，不可以临民也。士之仕也，犹始入学也。故曰学之始。”便有言，得第为士之终，出仕为学之始。

    当经世之学跨于明清之际，在晚明遗老面前的难题便是仕何朝，致何世。这其中的抉择，有人选择归隐，有人愿做斗士，有人选择传道。

    在此，我更认可于传道这一道路。有如陆世仪所言：“昔武王访道于箕子，而箕子陈《洪范》，盖道乃天下后世公共之物，不以兴废存亡而有异也。”这一观点远为时人所不受，然国可亡，而道不可亡。正是这个道理。

    而仕与学的分离亦常造成的传统书生与实干政治家的误解，有如张居正之与邹元标。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有如明亡之书生谈兵而造成的误国论者。每读至于此，我常感怀于重道义而轻时势这一实际。此中“道义”与“国可亡，而道不可亡”是为不同的道。

    晚明之时的对外的战与和便是困于此，当谈和论者，皆为舆论所耻。于是乎，谈和则为叛国误国，唯有战方可展示国威，扬名于外，完全不考虑时下时势，以至于误国。

    有如此类，前有两宋，后有晚清。常痛恨于“重道义而轻时势”而作出的决定，不过依然是以天朝上国的姿态来处理战与和的外交难题。

    今日课堂上恰听的关于鸦片战争事宜，重道义而轻时势这一思想在晚清依然延续。这一思想与士大夫所接受的知识体系密不可分，以天朝上国的姿态，藐视万邦。常言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然实则，并非如此。早在明朝，就曾有过一次西学东渐，那一时期，由有如徐光启、利玛窦这些人将西学传入中国，在明一代早与世界市场有所联系。不过闭关锁国也的确不假。然官方可禁，而民间未必可禁。有如海禁俞严则寇俞多，禁则为盗，开则为商。

    至于清朝，士人学风在乾隆以及文字狱之下，已失去了明人议政的勇敢与果断。所存在的不过是藏于书斋的乾嘉一派学人。

    随着晚清社会危局的来临。士风开始转向，走出书斋，畅谈经世。然传统之思维观念仍难有所改变。

    天朝上国，盲目自大，不错！不过。若将其错归结于乾隆却是无道理的，在朝贡体制下的大清外交，马嘎尔尼所贡的奇巧技艺，在他国的朝贡中亦多有体现，这些奇巧技艺在乾隆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也是见怪不怪的。而在当时的大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完全不需要其他商品，自然若无后来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小农经济下的自给自足体制依然会缓慢延续下去，所谓近代化。资本主义萌芽，可能也就只是萌芽。与外夷的贸易不过是朝贡体制下的赏赐。而英国却不甘于此，正常商品难启中国大门，与是也就有了鸦片走私。

    乾隆有其傲慢的资本，但到了底下官员，便会增加傲慢，到了60余年之后乾隆的孙子辈道光便会更甚，更是以一副泱泱大国的姿态雄据与世。然时下之士人以及道光早以不知，世界时局早以变了模样。

    一切对于对外外交的处理方式皆是以一副天朝上国的姿态去处理，有如强势禁烟之举措，有如强硬主张力战，一切诸如此类举措，皆为其“道义”，其“泱泱大国之颜面”，其“扬我大国之威”，有如此类不析时势而盲目抉择，只为其道义而依然误以为自己还是泱泱大国。

    由此观念而引发的外交笑话而引发的中国陷入近代屈辱的发展过程。此笑话有如：林则徐为维多利亚女王进言依然以大国姿态写信，甲午海战之时，李鸿章以一人之力而抗日本全国的情形下光绪及其师力求主战。

    和则为叛国误国，战则无论胜负皆为后人所称赞，这一内外逻辑之下的重道义而轻时势的判断之下，则是非皆定，褒贬皆定。完全再无其他选择。

    于是，鸦片战争在天朝上国姿态的外交处理下，在重道义而轻时势的逻辑下，力求一战以扬国威的心理引导下，而英国亦欲以武力以启中国经商之大门。战争的开端，便在禁烟与不可轻起边衅的矛盾逻辑下逐步演变发生，以至于鸦片战争的不可阻挡下开始。

    重道义而轻时势这一内在逻辑成为了一切形为的判断准则。

          <四>有君无臣

  关于明亡之因，常有“有君无臣”之言

有如吴麟徵之言“亡于君之手十一，亡于臣之手十九。”甚至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顺治的批语:“明代亡国，罪由臣工，而崇祯帝非失道之臣也。”

  《明史》中记言，御书衣襟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究，然皆诸臣误朕。”此言在晚明以后流传甚广，在读书人中间，亦多有同情之言，再加之顺治之批语，有君无臣之言，流行一时。君无过，唯臣之过尔。

    在明一朝，持有君无臣论者不在少数，亦不止于明末。有如刘宗周之言:“本朝有君无臣，可为千古名良之慨。洪武坏于汪、胡。永乐坏于杨、蹇，终洪熙、宣德之世。天顺坏于李贤。成化坏于万、刘，终坏于严、夏。惟弘治君臣相得，君子满朝，号为极治；然平台议政，启沃无闻，识者犹有多恩少断、坐失良时之诮。”

  明亡之因，只听一人之言，是否真是如此？

  天下之才，自可供一代之用，又怎会乏才。王夫之所言:“国无人，焉则必亡，非生才之数于将亡之国独俭也，上多猜，则忠直果断之士不达”有天下即有天下之人，一世之人自足以治一世之天下。唐甄之言更是精彩:“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匡君治国之才，何世蔑有；世无知者，其才安施？世无君矣，岂有臣乎。世之腐儒，拘于君臣之分，溺于忠孝之论，厚责其臣而薄责其君。彼乌知天下之一治，非臣之能治也。天下之乱，非臣能乱也。治乱在君，于君何有。可谓，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