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四八：事事、时时都离不开的才是“本体”

《传习录》二四八：事事、时时都离不开的才是“本体”

黄勉之问：“‘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事事要如此否？”

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须是识得个头脑乃可。义即是良知，晓得良知是个头脑，方无执著。且如受人馈送，也有今日当受的，他日不当受的。也有今日不当受的，他日当受的。你若执著了今日当受的，便一切受去。执著了今日不当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适莫。便不是良知的本体，如何唤得做义？”（已下门人黄省曾录）

黄勉之，姓黄，名省曾，字勉之，号五岳，苏州人，王阳明的学生。以下十二则（含本则），是由他记录整理的。

很显然，在这里黄勉之同王阳明交流的是读书心得。

《论语·里仁》记录：“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此时，孔子讨论的是君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说得直白点就是“无可无不可”，以合乎道义为根本。

《孟子·公孙丑下》中记载了一则趣事，孟子的弟子陈臻认为自己找到了老师的“漏洞”——“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也就是说，陈臻认为君子一定是个讲原则的人，孟子在齐、宋、薛面对馈赠这件事时，却有受与不受的差别，说明老师在讲原则上也有漏洞，也是不够严谨的。

既然，陈臻诟病的是孟子对于原则的不够审慎，那我们便来试着推一推他心目中的原则。在陈臻看来，对于诸侯们的赠金，要么都不收，要收就都收，这样才算是为试图馈赠钱财诸侯王们亮明了一种态度。即便是从孟子旅行团资金缺口的角度看，恐怕也要先紧着哪些层色足、数量大的赠金收才是，很显然孟子拒收的齐王的“兼金一百”更有性价比一些。无论从诸侯王的视角看过去，还是从孟子团队需求的视角看过去，孟子的行为，都是无原则可讲的。

然而，孟子自有孟子的原则——义之与比——合乎道义的就收，不合乎道义的就不收。对于宋君和薛君而言，孟子能为他们治国理政带来些建议和帮助，所以宋君出于孟子一行远行考虑给予的“馈赆”，孟子收下了。薛君出于孟子一行将入之地不够太平，为安全计提供的购买防身用品的赠金，孟子也收下了。至于齐王，不愿用孟子的建议，换言之，孟子对齐王是没有用的，孟子自然也没有使用齐王赠金的理由。于是，期望馈赠的“兼金一百”，孟子果断拒收了。

黄勉之问：“孔子所讲的‘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难道事事都要这样吗？”

阳明先生说：“自然是事事都要这样，却也还是要先弄清它的宗旨才好。‘义’就是良知，弄清了良知才是它的头脑，才不会有所执着。就像孟子当年接受别人的馈赠，有今天应当接受、他日又不当接受的，也有今天不当接受、他日又应当接受的。你如果执着于今天应当接受的，便不去分辨地一体地接受。或者执着于今天不当接受的，便不考虑其他因素一体地不受。这就是‘适’和‘莫’，便不是作为本体的良知在起作用，怎么能叫作‘义’呢？”

让孟子收取或拒收赠金的原则到底是什么？

用孔子的话讲叫“义之与比”——是否合乎道义，用王阳明的话讲叫“义即是良知”——“义”所遵循的便是内心里“意之灵明”。内心深处的“意之灵明”哪里是一个外人能够看得懂的？陈臻提出质疑，也算是在所难免了。

有一点倒是可以说清楚的，什么是本体？佛教有个著名的“宝藏论”，话说某个宝库之中，藏着无尽珍宝。其中一个库房内，全是各种各样的金制器皿，金勺子、金碗、金项链、金手镯，各种样式、形式的金制品应有尽有。这个库房却只有一个本体的东西，那便是“金”，无论什么样式、什么形式，其本质都是“金”，金是这个库房内一切金器的本体。同样的道理，黄勉之问“事事要如此否”时，试图讨论的便是本体的问题。也就是说“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可不可以作为本体，适用于一切事？

王阳明回应他，非但事事都具这个本体，时时都离不开这个本体。这个本体在孔孟看来是“义”，在王阳明看来就是“良知”——每个人的“意之灵明”就是这个本体。这个本体足够照亮事事物物，足够临对时时出现的不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