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纽约——中国是世界秩序的自变量

读纽约——中国是世界秩序的自变量

近日拜读外交学院世界政治学主任施展先生大作《枢纽》，突然发现了一种全新审视现代中国崛起的视野，那就是枢纽秩序。在序言中，中欧国际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先生认为：“作者有意避开了传统或经典的通史叙述方式，而以政治传统和社会治理的秩序演变为线索，以秩序构成诸要素的分析作为全书的主要内容，形成气象壮阔的论述格局。”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历史叙述的方式跳出了以往叙述的框架，试图重新建立起一种跨学科的超出地缘政治的历史叙述方式。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历史观，中国作为一个正在从大国迈向世界强国的过程中时，需要新的理论支撑来界定中国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从而化解对内对外的精神紧张和身份焦虑。

本书作者着重从历史哲学的理论叙事构建中来回答“何为中国”这一基本问题。从认清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视角切入，分阶段论述并回答这一问题。作者认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轴心文明的载体，另一个是超大规模性。轴心文明载体这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轴心文明，一个是政治载体。中国自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所孕育的原生性文明在覆盖的区域内过一直能够找到一个强大的政治体来完成自我衍存，同时这个强大的政治体也能够依托中华文明来完成自我身份认同，也是说二者虽然在逻辑上处于独立状态，但却又是相互依存的。

而其所言的超大规模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原地区人口和财富。本书作者写道：“在第一个千禧年之后（北宋），朝廷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资源，超过了任何地方性势力的抗拒能力，之后中国再无长时期裂现象出现。”

另一个方面体现在是地理上和帝国内部结构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生成是由于一个处在长江沿线及东北地区过渡地带的族群，所建立的多元复合帝国所造成的。这个族群作为中华文明的担纲者，由于处于过度地带以及熟稔农耕和游牧两种秩序的奥秘，所以能够将中国的草原、中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区域的资源摄归中央，构建一个内含多元共生体系的现实帝国秩序。

这种多元共生体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成型，最终落实在大清帝国。然而也恰恰是这一体系在落实的时候，中国社会出现了双重困境。物质上，人口激增导致人口过剩，人口过剩导致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无法实现，更无法内生性的从农业经济直接进展到工业经济，中国经济由此陷入内卷化的状态。精神上，思想专制抽空了轴心文明赋予人们的精神内核。

这个时候，当内部结构僵化，本身无法破局时，就需要外力的冲击。于是，就如同施展先生所言：中西之间的相遇，便成为中国历史继续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本来，当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卷入到世界市场中时，人口过剩反倒会成为一种竞争优势，然而，由于中国国情的超大规模性，使得中国必须完成政治统一方能够整体性的被外部世界拉动。不然，就会造成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状态处于撕裂状态。而要想政治统一，革命便是绕不开的选项，于是才有了二十世纪跌宕起伏的革命历程。

当革命成功，现在化国家建立，中国也正式整体性的走进世界。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同时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秩序的治理者之一。那么，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究竟是怎么的？或者说何为中国呢？本书作者作了一个简述的回答：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从内部看他它是一个体系，从外部看它是现代世界秩序当中的海洋枢纽，中国也正是因为内在的体系性，成就了其外在海陆枢纽地位。或者一言以蔽之：中国是世界秩序的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