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冬天,我去北京某医院进修心脏介入技术,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地下旅馆里。
沿着入口台阶走下去,门口两侧分别是公共厕所和公共洗刷间,顺着中间过道向里走,两边是一间间的客房,到头从另一出口台阶走上去,门口一侧有一间小屋,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妈负责客户们基本饮食,另一侧也有一间小屋,一个五十多岁的保安大叔二十四小时呆在里边,屋里桌上摆着好几部电话,兼售IC电话卡,那时IC卡很时兴,满大街都立着黄色的IC卡电话亭。一来电话,大叔就会站在出口的台阶上,高亢沙哑的东北话立马就把那个接电话的人从昏暗的地下叫出来。客房总共三十几间,每个房间不足十个平米。放一张床的叫单间,两张床就叫双人间,床是木板单人床,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小窗户,窗户一半在地下,外面的人从窗前走过,只看见走路人的两条腿。大白天也要开着灯。
隔壁单间住了一个漂亮姑娘。二十出头的样子,看着温柔又安静。我的同屋来自于同省的另一家医院,她也是来学心脏介入技术的,那时候这技术方兴未艾,如火如荼。我们俩天天早出晚归,三十几岁的年纪吃射线(介入手术是在放射线下做的)吃的头昏脑胀,腰酸腿软,每天下班后就窝在小黑屋里早早上床睡觉。那姑娘不知道做什么工作,每天一个人天黑出去,半夜三更回来,应该是上夜班。开始不熟,我们也不好打听。因为这种地下旅馆特便宜,住的大都是外地人,听口音就知道。我觉得北京是真厉害,地下挖个洞都能挣钱。
有一天半夜我上完厕所回屋刚躺下,就听见她回来了,开门关门,我正想继续睡呢,就听隔壁咕咚一声,好像人摔倒了,还伴着呕吐的动静,职业病的敏感让我连忙摇醒了同屋,我俩赶紧的去敲她的门,没开,保安大叔拿了一提溜钥匙打开了门,那姑娘倒在地上抬起头来,醉眼迷离,我和同屋费了好大劲才把她拖到床上,昏黄的灯光下她的额头搓破了一点皮,没大碍,我赶忙回屋拿来安尔碘和创可帖。又整理了一下地面,给她喝了杯水,看她昏昏睡了,我们才回屋,躺床上半天没睡着。第二天下班回旅馆,看见那姑娘站在我们门口,手提着一兜儿苹果。见了我俩赶忙低头感谢,我让她进屋又检查了下伤口,消了毒。以后见面就主动打招呼了。周末有时还到我们屋里坐坐,聊会天。熟略了,说是在工体负责推销门票。有一天去那大妈那里买饭,依旧老几样的炒菜和她自蒸的馒头,听见我们聊那姑娘,莫名其妙的斜了我一眼,撇了撇嘴,哼了一声!
又一天,隔壁姑娘凌晨回来了,和上次一样,听那动静,又喝多了,我和同屋赶忙过去,她坐在床边嘤嘤的哭,一边用手抹泪,一边絮絮叨叨的说。我们这才知道,她是四川来的,在这里呆了一年多了,没啥学历,一开始是在工体推销门票,挣钱太少,房费都交不起,后来就做陪酒了。其实就是三陪。她说没办法呀,父亲在她还小时,上山采药意外身亡,母亲好不容易把她和弟弟拉扯大,身体又生了重病,家里母亲治病要花钱,上高中的弟弟也等着钱交学费。不想回去,也不能回去,她说,再挣上几年钱,等弟弟上了大学,就回老家照顾母亲。我和同屋听了唏嘘不止,不知道该怎么劝她,只说要爱惜自己。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和同屋天天吃着射线,她天天去上夜班,有时喝多。三个月后进修结束,我和同屋各奔东西,她继续晚出晨归。二十三年过去了,有时想起她,心仍会一揪一揪的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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