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潘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班主任，他说带完我们那一届就退休，生活精致得紧，除了抽烟也没啥坏习惯，有次打篮球他还来了个标准的后仰跳投，谁曾想他脑子里生了个小肿瘤，幸亏是良性的，可也因为挤压到视神经，不得不去做了手术，调养了约莫一年。
本来对老潘没有啥感觉，虽然挺强调素质教育，但公立学校的整体环境不是他一个践行自我的人可以改变的，即便他少布置了点作业，我也没有对他有更大的敬意。
只有对比才能显示出人的偏好。老潘病了以后，调来了市里的张阿姨，人不老，四十岁左右，可是脾气不小，上来就要大刀阔斧地对我们进行语文能力的回炉再造。她有专业能力，执行力强，计划完善，对我们班的语文成绩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不喜欢她。
她让我们写日记。要求确实也不高，一周三篇，每篇600字以上。她挂在嘴边的是她上小学的儿子又写了什么样的日记，今天看着小草的生长，万物生发，春天来到；明天看了岳飞的《满江红》心生波涛，顺便去读一读宋朝的历史。这让我们羞愧，于是大家心甘情愿地写起作文来，就连曾在物理课上问老师下不下象棋的大宇也写了，千度近视的语文课代表抱着厚厚一沓的练习本，看着都让人心疼，所以我就没写。还打电话叫家长，像不像小孩子吵架回家找妈妈呀，我甚至真的笑了，像是她被她的老师教育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我们也是再一次复制这过程。
五六年级的时候，看了全套的《十万个为什么》，把好玩的摘录了，七年级那年，把中国现代文学通读了一遍，生发了一点对于适合当题记的句子的敏锐触感。而这不能说服我去写日记。那时候我觉得，日记是很私人的玩意儿，我写可以，但是不能给你看；写日记有助于写作文吗？我不知道，那我就试试不写会咋样嘛。
昨天走在地铁换乘的那段路上，想到了那被人说烂的话：听过很多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而我想说：从最低处抱着自信向前走，越黑的夜，越走越能感到无限的光明。看似毫无关联，实则在我心里，已经写了一篇日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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