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孟德斯鸠的身份（认同）
父亲去世后，孟德斯鸠根据父亲遗嘱继承了财产同时被赋予双重使命：保持并增加家产，维护兄弟姊妹之间的和睦，同时还要记住双亲为能使他继承这份遗产所做的种种努力。在伯父的帮助下，他当上了波尔多法院的庭长、成为男爵和波尔多科学院院士。当然，这些职位通常是通过购买方式获得的，对此孟德斯鸠有自己的认识：“不学无术者众，才学之士只是凤毛麟角。两者甚至常常难以分辨，难以不搞错。因此，既然富人有钱可花，而且能受到良好教育，让他们担任公职最好。”（《孟德斯鸠传》P55-56）。他的这种想法与当时社会公开的卖官鬻爵之风有关，在当时看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对此也有过分析，他说：“公职是否可以买卖？在专制国家里，是不可以的；因为那里的臣民在职或去职应由君主迅速处置。在实行君主政体的国家里，买卖官职是件好事，因为，作为家族的一种职业，它可以使人们做那些仅仅为了博取好名声而不愿意做的事；它可以使每个人各尽其责，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论法的精神》第5章第19节）事实也是如此，作为波尔多高等法院的庭长，孟德斯鸠的工资少之又少，20年的工资也抵不上为此职位所付出的资金。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个职位是高贵的，也是属于贵族的，而贵族同时又是地主，这是他们财富的源泉。关于财富，孟德斯鸠认为，“财富是一种社会地位，而不是钱财，它的好处仅仅在于使我们引人注目；财富使我们有了更多的见证人，结果也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审判官；财富迫使我们懂得它本身的意义。我们是在一间门总是开着的房子里；财富令我们置身于水晶的宫殿之中，不舒服，因为宫殿是透明的。”（《随想录》第213（4）条）由此可见，当时人们购置官位和爵位，获得是一种社会地位。但最终孟德斯鸠还是将自己的职位卖掉了。他在司法界仅干了12年，但却积累了关于刑法的大量经验，使他思考违法和刑罚方面的问题。
在孟德斯鸠的司法生涯中，最突出的事件是1725年11月11日波尔多高等法院开庭时他发表的演说，演说题目是《审判与执法应以公平为准绳》。按照他的说法，为使司法真正成为司法，应该符合四个要求：依据充分、迅速快捷、宽严适度、一视同仁。这个演说成为法院开庭日必卖的出版物（《孟德斯鸠传》P99）。他与法院中那些著名的法学家、知识渊博的人文主义者、精明的政治家一起努力，成为王权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政治抗衡力量。但是，他对法官的工作也有深入的思考，认为法官只考虑自己的用心是否纯真已经不够了，还得依靠学识，并且终身不懈地努力实践。他指责那些不合格的法官：
我们来到你们面前，而你们却让我们蒙受羞愧和耻辱；你们看到了我们的伤口，却不想在我们的伤口上敷些油膏；当我们在离你们很远的地方受到侮辱时，你们愿意帮我们争得公道，但有人在你们眼皮底下给我们更大的侮辱时，你们却什么话都不说；你们，高踞于法庭之上，我们把你们当作神明，但你们却一声不吭，就像泥塑木雕的神像……谁能说你们不是无端攻击我们的哪些人的同伙？谁能说你们不因我们的失望而高兴？谁能说我们不该指责你们有罪而只能说你们有缺点？（《孟德斯鸠传》P100）
对于效能低下的检察官，他是这样批判的：
任何时候你们都可以不让我们知道实情，只让我们看到局部和表象。你们可以捆住我们的手脚，规避或滥用最正确的条款；你们一边不停地向你们的当事人展示公正，一边却又使公正对他们总是可望而不即；你们让他们对解决抱有希望，而又总把结尾推向未来，让他们在错误的迷宫里蹒跚。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越是机敏越是危险。（《孟德斯鸠传》P100-101）
孟德斯鸠还是拉布莱德庄园主，他的庄园里种着各种农作物和葡萄，他一生中的忧与喜，也多半与拉布莱德和加龙河沿岸的葡萄园经营与发展，以及所酿葡萄酒的情况所左右。他在1715年左右参加了波尔多科学院编纂的《葡萄栽培问答》的起草工作。在他的土地上，孟德斯鸠毫不妥协地让人尊重他的权利。他毕生都在同对他的司法权限和封建特权提出争议的王国政府斗争，反对国王政府侵越他的权利。孟德斯鸠顽强地保护着他的利益，利用一切司法对策，求助于波尔多和巴黎的法学家们，打了无数的官司。孟德斯鸠的资产颇丰，但他喜欢的并非财产本身，而是把财产作为一种最为有效的手段，用以维持他的社会地位，保障他的子女教育，使他以自如地生活而不背上为了得到青睐、地位和金钱而向上流社会的大人物谄媚的黑锅。他主张的是，财产要和一个人的身份所需相适应。不适应的情况莫如“拥有与其身份不相适应的过多财产，一般来说是个不幸，因为花的时候不能不像个暴发户，存的时候又不能不像个守财奴。”（《随想录》第1387（1135）条）
孟德斯鸠是波尔多科学院的成员。这个组织成员一般都是些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爱好科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因此成为知识渊博的业余爱好者活动的协调中心，这些人有钱有闲，关心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能力资助文学艺术事业。（《孟德斯鸠传》P102）他热心科学院事业，逢会必到，为其利益奔走呼告。他在科学方面建树微弱，但他的科学意识和科学方法却为成员带来很大的启发。他发布过《论罗马人的宗教政策》、《赞诚实》、《论敬重与声望》、《古今地球史大纲》、《对自然史观察的随笔》、《论鼓励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各种原因》、《论物体的透明度》等著作，也进行过实验和观察，他敬重牛顿，更是坚定的笛卡尔主义者和忠实信徒，他对笛卡尔的评价是“这个人把和他捆在一起的人的绳索剪断了，然后和他们一起跑。他途中停了下来，可能达不到终点了。但是，是谁给了跑第一的人达到终点能力的呢？”（《随想录》第1145（2140）条） 他以精辟的语言论述了科学在人类科学进步中的作用，科学使聪颖的人变得更加聪颖、科学满足人类的好奇心、科学给人成功的希望、科学给人幸福。他认为科学院这类组织对科学思想的发展起着十分有效的作用，可以使知识得到传播，同时使科学家获得知名度、荣誉，甚至财富。他还致力于推广科学院成员的科研成果，推动对于科学发现的奖掖，号召研究者注重实用性和为地方服务。他把自己天分和性格中最具特色的东西同时施惠于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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