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悝主持魏国变法的同期，赵国的相国公仲连也在进行政治改革。到了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时期，邹忌在齐国、申不害在韩国、商鞅在秦国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变法改革在当时的战国大地上遍地开花。
为保障耕战的基础——劳动力和兵源，各国都在推行郡县制（前边学习的魏国就是如此），郡下统县，县下设乡、里，由中央到地方形成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控制着整个国家。户籍制度就是这张蜘蛛网上黏性强大的蛛丝，牢牢把百姓控制在君主手中。
不过，我们现在的户籍制度对国家的便利性我不是太清楚，反正给我自己带来的麻烦多年来倒是深有体会。
说回战国时的变法吧，这次把目光转向秦国。
秦国对魏国的法律进行了吸收和改造，重新制定了爵位的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依据。也就是说，不管出身贵贱，只要你在战场上英勇杀敌，都可以根据你斩首的数量赐予相应的爵位。而战败者，则要削夺爵级。
如此丰厚的奖赏对于当时的秦人来说是极具诱惑的，因此秦国的军队成为了所向披靡的战斗机器。
在厚赏军功的同时，秦国的法律对“私斗”的惩罚相当重。当时的刑罚手段多且残酷，其中仅死刑就有十多种，割鼻、砍脚、阉割使受刑者成为各种各样的残疾，所以秦人都“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而更为严酷的是秦国实行的“什伍”户口编制。在秦国，商鞅将居民按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有违法行为要互相告发，一家有罪，其余各家全部连坐。
当商鞅被人告发要谋反，逃亡到函谷关下时，想在旅舍里住一晚，店主因为商鞅没有带任何证件而将他拒之门外。也正是这些法令，让商鞅和吴起一样下场悲惨。
有教授就说：
法家有个很重要的思想，韩非子总结说，叫惩一罪之重，用重刑去罚罪，止一境之邪。这样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对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的判断，就导致法家人物自己最后基本上都是死在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上。法家的法律太严苛了，也都很残酷。
秦孝公去世以后，继位的秦惠文王听信诬告，将商鞅车裂而死。
但不同的是，楚国在吴起死后，旧的制度死灰复燃；秦国在商鞅死后，新法却被保留下来，有效执行了近三十年，为以后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
战国的变法运动就学习到这里了，各国兴起的变法极大地改变了当时社会的面貌，影响也很深远，不仅在当时，即使对后世，也是独一无二的。变法中形成了中国之后两千年的国家机器、经济结构和法律制度的雏形，虽然历经政权交替、朝代更迭，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体制却一直统治着神州大地，未曾动摇。直到辛亥革命这场更大的变革风暴袭来，它才被连根拔起，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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