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中的公共领域理论传入中国后，萧邦齐等人将其运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去。运用公共领域理论对中国史进行的实证研究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致力于考察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公共领域的一般特征，从而引申出一些各具特色的发展类型。目前比较清晰的有四个类型，分别为江南型、长江上游型、汉口型和上海型。另一类是选取特定的研究单位，进行分解式的专题研究。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最终都或隐或现地指向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至晚从清代末期开始，中国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权力场域，既不完全受控于国家权力，也不完全受控于某个私人或某种民间力量，是公和私两种利益主题进行博弈、协商和调适的一个空间。
在公共领域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市民社会。这又分为两派：一是从中西文化、中西历史的比较角度出发，在掌握市民社会有关理论及西方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身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辨析近代中西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差异，概括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状况和特点，称之为“文化派”或“思辨派”，代表人物为杨念群、萧功秦；二是运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对中国近代史作实证研究和探讨，主要在商会史研究的丰富史料和大量成果的基础上，以本身在这方面的深厚功底论证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称之为“商会派”或“实证派”，代表人物为马敏、朱英。
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领域来自于西方，是在西方社会的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中国的公共领域，甚至连有无西方意义上的公共领域都值得讨论。若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那是否是中国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仍值得讨论。对于这两个问题还是要立足于广泛的史料和细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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