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在观看这部电影之前应该先去读读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f the Banality of Evil》，因为它非常有名，似乎不谈“平庸的恶”就无法谈论纳粹了，不过，即使完全没有这相关的哲学，心理学知识，我们也是可以欣赏这部电影的。
电影不长，剧情也非常简单，就是一群人在室内开会，摄像头全程记录了这群人的开会过程。和很多人评论的一样，这就像是一次普普通通的职场会议，各部门的负责人齐聚一堂，为了某个共同的目标献计献策，几乎没有普通电影应有的高潮部分。当发言者讲述自己的计划时，与会者们大部分是相当冷静克制的。最后，艾希曼讲述自己的毒气室计划时，考虑周到又细致，认认真真地回答了所有人提出的疑问，几乎完全面无表情，既不兴奋也不悲伤，就像过完了普普通通的一天，下班前的我们向领导作工作汇报一样。他们真的用谈论牲畜的口吻来谈论一部分自己的同类，就像是，农场里有一部分动物得了传染病，还会传染人，到底该吃了，卖了，还是做绝育，以及如何提高他们的扑杀效率，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组织了一场会议。
在电影中，他们创造出来很多词语来描述自己的恶行，使之听起来不那么残酷，比如，会议全程没有使用“杀死”，而是使用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在电影的评论区，有人提到，“ ‘语言规则’让屠杀执行者们缓解了内心良知的痛苦，试图以另一套语言麻醉自己，比如‘谋杀’被替换成了‘允许安乐死’，从而被赋予了‘正面意义’……甚至‘语言规则’让德国普通人都相信这样的‘安乐死’是元首的恩赐……绝大部分‘无思性’的人，根本没有透过语言去究其本质的能力，所以一套语言规则，就可以完美地将他们制约在其中。”我在之前的文章《聊聊言霊》中讨论过语言的强大力量，德国人未必认为语言中有着神灵，但是他们对语言的强大力量有着非常深刻的认知，只要我们不使用血腥残暴的词语，那么那些发生过的暴行就可以假装不存在，甚至可以假装这一切都是为了受害者们好。这也正是这部电影让我觉得毛骨悚然的地方，大家坐在一起轻描淡写地谈论着杀人，但没有人觉得这样做有什么错，甚至有人认为自己被时代所选中，要来承担这样救国救民的重任。可以说，对于所有了解过那段历史的人，这部电影都是不折不扣的恐怖片。1100万犹太人的命运，被不认识的，毫无瓜葛的，远在千里之外的一群人就这样决定了。简直不可思议。即将被杀死的他们可能是美丽的，聪慧的，奋发向上的，向往着美好生活的，但是这些标签突然失去了意义，只剩下了“犹太人”这一个形容词，然后就被迫跌入万人坑中。代入自己想想这一切，这种无常感非常令人绝望，人生瞬间失去了意义。再努力，再刻苦，再上进有什么用呢，在万湖会议上参会人员的几句话就决定了你的一生。迎接犹太人的，不仅仅是死亡，还有欺骗和谎言，甚至还有犹太技术工人帮忙修筑毒气室，犹太人士兵在前线服役，乘火车去毒气室的车票还要犹太人自己出钱买！而这一切，都是谎言，谎言！犹太人真以为自己老实本分，安静听话就能逃过一劫，他们的老实甚至提高了纳粹的杀人效率。
我在之前的文章《聊经验》中提到，我对于一切经验都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们在经过理性的考验之前都是靠不住的，甚至很多我们认为的真理也只是前后相继的巧合而已。我们是如此轻信身边发生的一切。别人赞成的，我们也赞成；别人反对的，我们也反对；主流媒体歌颂的，就是正确的；主流媒体批判的，我们要骂得更大声。那些留在德国的犹太人没想到纳粹会这样对付自己，尤其是其中还有一战时为德效力的老军官。那些普通的雅利安老百姓怎么想的呢，在反犹浪潮日渐高涨，不得不站队的时候该如何选择呢？我查阅着相关书籍，意识到这一切的荒谬，如果身边都是善恶不分的人，而我又没有别的获取信息的渠道，我又该怎么跳出这一切，重塑自己的善恶观呢？我担心自己会成为极权的帮凶，成为落井下石的一员，然而现实生活中，我只能相信我看到的一切，聆听到的一切，别无他法，我的思想先天带有某种倾向性，我就是这个国度。我们批判着纳粹的残暴，如果自己身处二战前的德国，会不会也热血沸腾地为阿道夫·希特勒投上一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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