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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汉，南北朝，隋唐》第3章
器从名，地从主人”的命题把等级原则和现实中的权力更迭分开来认识，使得等级原则超出了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权力之争，上升为一般性的政治原则。它意味着，不论谁占有最高权力都必须把维护“器与名”放在第一位；这就在理论上为君权一统天下建立了一条永恒的原则。
“器从名，地从主人”在认识上形成了政治体制的总体稳定性与权力具体归属变动性的统一，统治阶级无论经过怎样的争夺和厮杀，最后总是能依照等级原则重建帝王的殿堂，回到君权“一统”的秩序中来。等级原则成为中国古代君主政治的理论砥柱。由此可知，汉代统治者在众多学术流派中首先选中公羊学，立以官学，并非偶然。
礼义是华夷之别的关键。凡夷狄之邦能遵循礼义，就当与诸夏同等对待；反之，如果诸夏之国背弃礼义，就会降为夷狄，称作“新夷狄”（《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总而言之，不论何种何族，凡能入我礼义之门者，均可纳入华夏文明系统之中。
重视文明征服的认识为中华民族吸收多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必要的心理机制，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并且促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兼容性特征。再如，“尊王攘夷”既能加强人们的王权崇拜意识，又在某种意义上培育和强化了民族自尊，对于异族入侵往往易于激发起爱国主义的抗争。
从政治思想角度看，《公羊传》的理论结构却十分清楚。王权“大一统”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理论主线，等级原则、君臣关系、君统传延和华夷之辨是这一主线向着不同侧面的深入和展开，在理论上解决了国家形式、统治阶级的权力占有与分配，以及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等问题。
董仲舒将政治、历史和哲学融为一体，政治思想体系相对完备。汉家气象果然不同凡响，统治者们并不局限于制定具体政策，而是始终围绕着“致治”和“长治”展开思路，苦苦追寻君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政治方针。显而易见，他们提出的问题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
经过董仲舒苦心孤诣地阐发，“大一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内涵。它融天地万物本源、天道运行规律和建功治国原则为一体，将原来政治上的“大一统”扩展到宇宙，为之增添了超乎人事的绝对性的威力。
“正名”作为一种方法论为促成社会政治关系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提供了可能性。董仲舒说：“尊者取尊号，卑者取卑号。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号称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国邑为号。……无名姓号氏于天地之间，至贱乎贱者也。
认识的标准化是实现政治一统化的认识前提，难怪董仲舒一再强调“治国之端在正名”。思想文化的统一是政治一统的需要，换言之，政治专制必然要求实行思想文化的专制，这是专制主义的本能。一般说来，政治指导思想是进行统治、管理和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没有理论指导的政治运行必然带有盲目性，理论过于庞杂又往往带来政治上的随意性，不利于政治稳定。
董仲舒的文化一统在方法及实效上都显得更为实际和高明，它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虽然极其有限，但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儒学在漫长的岁月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持续不断地从道家或佛学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不断地进行理论上的补充和调整，从而有效地防范了从统治思想的宝座上跌落。董仲舒的君权至上思想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绝对而不盲目。他深知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君主个人的权力过于强大往往会走向反面，造成政治动荡，甚或政权倾覆。桀、纣和秦王的悲剧有目共睹，这是有悖于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
三纲将实际存在着的复杂多样的身分和关系简明化，这种高度概括性认识的形成，不仅仅标志着汉统治者政治思维的深化，更重要的是，它说明了汉代统治阶级已经备具了推行有序化统治和控制整个社会的意识和能力。
以德治天下表明董仲舒治国原则的立足点是调节。他一方面严格等级规范，坚持君权至上；另一方面又试图限制贫富分化，缓和社会冲突。在他看来，理想的政治局面是实现“中”与“和”，就是通过调节而形成一种融洽和谐的最佳状态。
在董仲舒看来，思想混乱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百家“邪辟之说”不利于汉家一统天下的稳固，必须断绝其政治出路，“勿使并进”，唯有儒学讲求“大一统”，宜定为一尊。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立五经博士”，儒学代替黄老之学成为官方政治学说，儒学典籍成了国家教科书。汉武帝终于举起了独尊儒术的旗帜，初步实现了政治指导思想的转换。
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尊崇儒学，实现了政治指导思想的转换。然而，这并不说明他一味笃奉儒学。作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和封建政治家，他不会拒绝任何一种有利于巩固政权的政治理论。只要有益于君主政治，什么样的思想、主张都会纳入武帝的彀中。这正是政治家与学者的区别所在。
武帝又通过征辟选用儒学之士，设立太学，立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在中央政府形成仁义道德宣化中心。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宣帝为解决儒学内部的理论纷争，亲自召开了石渠阁会议，钦定儒学经典的标准本。儒学的法典化和标准化对于提高儒学的政治地位是有力的促进。西汉后期大臣们几乎人人言灾异，皇帝诏令也常以阴阳灾异作立论依据。神秘主义思想已经融入国家政治指导思想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儒学导向神秘化和庸俗化，使西汉晚期政治出现严重的迷信化倾向，儒学本身也逐渐走向保守和僵化。
从论辩涉及的问题来看，盐铁政策不过是论辩的起点，随后渐次深入，涉及本末、义利、礼法、德行以及边疆政策等诸多理论问题。贤良文学所谓“仁义”实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桑弘羊的“权利”则是汉武帝“杂霸”思想的延续。盐铁之议的真旨是王道与霸道政治的理论论辩。
盐铁政策的实质是封建国家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和控制社会经济，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实施这一政策必然需要以法制作保障。桑弘羊一派深知此中利害，坚持以法制刑罚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桑弘羊说：“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斫，斧斤而行之，中绳则止。……故射者因槷，治者因法。”（《大论》）他们认为时代不同，治道各异。当今“俗非唐、虞之时，而世非许由之民，而欲废法以治，是犹不用隐括斧斤，欲挠曲直枉也”（《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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