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一连七瓶输液下来，母亲昨晚一夜焦躁不安，不停的起来又坐下，28日又是一连七瓶，外加主任查房时说的今天用药，母亲一直说心里揪的难受。我叫来值班医生，问诊后说没事儿。下午护士进来，说要继续用药，怕是要输到后半夜，我又找来值班医生，他说要做心电图，我立马制止，说完全是全天候超负荷的输液造成的。值班医生说，那好，就先停下来，我给你们主治医生反应一下，说完就走了。稍后，当班的护士过来拔掉了挂瓶。
我无奈又无助，不知该走或是该留，悔不当初，一脚插进这家医院真是进退两难。可就是想回去，明天又限号。疫情过后，全国各地都出台相应的恢复经济措施，如此“菜好备客难请”的当下，一个算不上线的边缘小市居然单双号限行，说是为了“创文”，如果突击限号能够“创文”成功，那就是评审机制出了毛病。如果不走，在这里几乎没有一点疗效，究竟是该出院回家或是转院？
十多分钟后，值班医生进来说：“今天总的有11瓶，的确不少，先停下来吧。”过了一会儿，医生又过来问母亲停下来以后咋样，母亲说好多了。他接着说：“让主治医生给你们调一下，目前这种状态，怕是下面用药也很难。”说完又走了。
让一个八十岁的慢性病患者一天输11瓶，不知道会破什么记录，反正我的听闻里还是第一次。医生与患者应该首先建立互信才是治疗的前提。如果医生满脑子都是如何把业绩做上去，如何把提成做到最高，那等于拿患者的生命开玩笑，正所谓眼一红，心就黑了，似乎感觉抗疫精神的光辉一点也没映射到这里。
无德的的医疗亵渎了百姓对至亲的一片真情，亵渎了百姓对医护职业敬畏，亵渎了国家对卫生事业的厚望。如果医护到位完全能够取代陪护，那就真的可以实现医养结合。目前真是差距甚远，有关部门得从医疗的商业化下手，就像当初否定教育产业化那样坚决。
我思忖良久，试探性的问母亲，咱不行明天转院吧？母亲说，“你问你哥，到这时候了，我听你们的。”说完又是一声长长的哀叹，接下来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一阵咳嗽。看到母亲这样，于是还是决定留下来，坚持明天用药，哪怕是用一针也要试试再走。
无休止的输液停了，母亲的状态有点改善。这时护士进来，说是明天输血，必须先抽血做常规化验。我赶紧问：“本来血都少，还要不停的抽？”
护士说：“用药后血液指标会更低，近期抽查也会更频繁。”
既已限入过度医疗的陷阱，我只能说“好吧。”一向豁达的自己感觉就这三两月老了，特别是几个月前，南国之行积攒的一点朝气被挥发殆尽，周身困乏，无力，两眼呆滞，好像一场大病在等着。没办法，人生进入下半场，也等于进入倒计时，余生已无法回避。
晚上，或许是药物反应，母亲又是一夜烦躁。她似乎不想惊扰到我和大哥，双手触着床铺，奋力一点一点往床沿移，偶尔听到她在叹气。过了一阵儿，忽听母亲一阵气喘，我赶紧叫来医生，尚无大碍。我和大哥把母亲扶起来，此时的母亲几乎已不能入座，左右的摇摆，意识上也有点模糊，大小便不能下床。昏暗的灯光里母亲瘦弱的样子，让我意识到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母亲真的已进入最后的日子？呜呼，怕是母亲大去的日子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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