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06

2006/11/7

　　《实现（一）》

　　题记:实现，就是现实地呈现。

　　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七日的晚上十点钟了。我几乎有一个星期没有写什么了。这也许不能怪我，可以怪的人和事很多很多。但是我还是怪自己吧，怪自己运气差，也怪自己不能坚持。

　　虽然我对记录自己的生活抱有一种热情，但是这种热情还没有到如痴如狂的程度，于是我也就默默忍受了许多阻碍我提笔的因素，得过且过，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象我这样。

　　头绪不清的我。混迹在人群中，毫不出众。

　　一个星期前的星期三，我上班的路途有一半时间是步行的。也就是说我坐了三十分钟的公汽，然后步行了三十分钟。明白吗？

　　（忽然我又明白了一件事，而这明白又让我难受。我的键盘拿错了。我本想拿一个我经常用的、用得很顺手的一个键盘代替坏了的笔记本键盘，结果我拿错了。这个键盘有许多常用键都不太灵活。）

　　明白了。三十分钟加三十分钟，六十分钟后，我到了办公室。这一天我不骑自行车。不骑的原因是因为那天下午要出差，直接从办公室出发去机场。如果骑车去办公室，就没有办法把车骑回了。明白了吗？

　　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我没有骑自行车，而是下了公汽后步行了三十分钟到办公室。在步行的过程中，我路过了冠生园食品厂。从厂里传出来奶糖或巧克力的香气。我看到厂旁边的一个门市部开了门，就瞥了一眼。卖的是些蜂蜜和蜂王浆之类的东西。我就走过去了。但是走过去了两步，我又折回来了。这中间思想上转了一些念头。我前几天就在想，如果出差到武汉的话，是不是应该回家看看父母亲？毕竟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们了，有两年多没有回故乡了。如果回去的话，是不是应该买点什么呢。就买保健品吧，听说蜂王浆还是有一定的保健作用的。那么我就准备买蜂王浆了。这是我前几天的想法，那天走过门市部时就想了起来，权衡了一下，我就折回来买了一瓶蜂王浆，一公斤装。有两种包装，一种正式一些，一种什么字也没有。同样的价钱。我就选了正式一些的。这样，我的旅行负重就多了一公斤，同时，觉得自己回故乡的概率也增大了。这就是物品对人的牵扯和制约吧。

　　比如此刻，我左侧有一个金属条，一指长，不知是铝片还是钢片。我刚才看到它的时候楞了一下，不知道它是什么。后来想起来，这不就是笔记本键盘上的压条吗？那么笔记本键盘的故障跟忘记装这个压条有没有关系？我无法阻止自己这么想，同时总想停下眼前正在打的文档，去试一下恢复它对笔记本键盘的作用。

　　人们毕竟是感觉驱动的，无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那天我在办公室里呆到下午近四点，这之前和另一位一同出差的同事通了电话，决定在机场会合。

　　下午四点五十，我在机场四号门口闲坐着，用数码相机拍了几张风景，决定再跟那位同事联系一下。我拨了他的手机。里面传出的声音叫我大吃一惊。

　　您呼叫的用户已停机。

　　我弄错了号码？这可怎么办呀。他是不知道我的号码的，所以在中午的通话中让我拨他的手机。且慢。中午我不就是拨的这个号码吗？只不过是用座机拨的。中午还能通话，下午就停机了？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拨了他的座机号码。谢天谢地。有人接。是他夫人。我让她联系她的先生，让她先生到四号门找我。

　　过了一会儿，他夫人又打过来了，说他的手机需要充值。她这就去给他充值。让我安心地等一会儿。

　　原来这样。也真是太巧了。我算松了一口气。

　　晚上八点半钟，我们降落在武汉机场。随即我们上了辆出租车，直奔武昌。

　　那一天是单日，（十一月一日），而我们坐的出租车牌照是双号。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是在武汉，这两者可是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决定了我们乘坐的出租车不能走长江一桥，只能走二桥。这样七拐八弯，我发现自己进入了原先经历过的一个梦境。我沿着东湖往前走，左边是东湖，右边是母校。夜色朦胧，心情惆怅。为什么要惆怅呢？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时间如逝水，斗转星移，我又回到你面前，物是人非，物非人是，亦真亦幻，仿佛回忆起了前生，仿佛今生已经过完。

《实现（二）》

一周前的那个星期三晚上，我乘坐的出租车无意中经过母校，令我心潮澎湃。怎么可以这样，时光如梭。岁月如歌。生活是一杯苦酒。那些年我是怎么过的？真的是那么平淡吗，或者，真的是那么有声有色吗？记忆是不可靠的，情绪是飘忽不定的。

出租车往鲁巷那边行驶。酒店是这边安排好，再告诉我的同事的，我也不太清楚。可是下车一看，这不就是龙安吗？我又要惊讶莫名了。五年前，我出差在武汉住酒店，就是在这里呀。

结果我们没有能够住进去。因为客满，因为我们更改了时间，而招待方忘记了与酒店通气。我们在龙安大酒店的登记处无聊地站了半个小时，等待接待方为我们安排另一个住处。我还无聊地走到龙安的中庭，看看和记忆中的印象是否吻合。当然是吻合的。

后来我们被安排到华中科技大对面的新大谷酒店。入住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仔细回忆起来，在毕业离开武汉之后，我共呆过三家单位，而这三家单位都让我到武汉出过差。

出差在外，书是看不进去的，只能看看电视。十四年前，第一次出差时我在电视上看过一台晚会，好象有巩俐，光彩照人。而这一次，我看了《社会记录》，深圳出现“笑友俱乐部”，一群人会集在一起，戳戳点点，开怀大笑，健身强体。是呀，既然笑比哭好，既然发泄比隐忍好，为什么我们不笑呢，哪怕强颜欢笑，也是好的。一个得了癌症的中年妇女，也混在其中哈哈大笑，本来她认为，自己都这样了还配高兴吗，结果通过与笑友们接触和感染，转变了观念，全身心地投入到笑运动中。

《实现（三）》

11/8

第二天我和同事去光谷开发区的一个厂。这个厂是一个激光头的生产厂。我的工作就是改程序。可是这程序我根本就不熟悉，现改能行吗？人们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是这么交待的，能改就改，不能改就带回去改。当然最好是在这里改，最好是在这一两天内改好。

要圆满完成这一点，我想不能仅靠我的聪明，一定要有天神的眷顾。但是天神会不会眷顾呢，五彩祥云会不会飘到我的头顶呢，这可不一定。人们常常对未来有期待和恐惧，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就比如死吧，如果每个人都死，都明确了死期，不到期想死也死不了，到期了想活也活不成，那哪还有人怕死呢，哪还有人自杀呢。就是因为这个不确定性，人们才动足了脑筋，调足了情绪，与死神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现在我又换了一个键盘。但愿这个键盘会让我打字速度加快一些。至少不慢于我思维的速度。这样才不会让我厌弃。）

那天的下午，我呆在厂里，对未来一点把握也没有。我真的能够在这次逗留期间调好它吗？程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看上去很简单，但是细究起来却又很复杂。不光是程序和设备的问题，还牵扯到后面的人。改程序需要源代码，可是临行前我们发现给的源代码是一个作废的版本。到了厂里，给代码的刘工说是疏忽了。但我怀疑他是故意的。也许他对我们怀有敌意。那么这两天他会配合我们吗？看上去他还是比较老实的，衣着朴素，态度谦卑。我们正在电脑前讨论当前版本的程序时，他的MSN上跳出一句话：“老公，我看还是送孩子去医院灌肠吧。”他若无其事地关闭了这个对话框。

我们研究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试了，行不通；第二套方案初步试了一下，有些希望，但也不十分肯定。天色已经晚了，我们决定第二天再试一下。

当天是厂行政科的小彭陪我们吃饭。这里的饭店真宽敞。桌子与桌子之间隔山越岭。吃了排骨炖藕，红烧武昌鱼之类湖北名菜。

晚上，我从宾馆出去散步。我又看到了跳舞的中老年人。上一次是在北京昌平的科委前面，这一次是在华中科技大的大门对面。不知为什么，每次看到这种景象我都想流泪。青春已经虚度，人生不过如此。

去不去附近的舅舅家呢。我犹豫了好一会儿。也许该抛一枚硬币决定？我甚至无法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来还是决定去一下。这样我跟舅舅通了电话，然后坐上了一辆出租。

印象中应该很近的，但是沿途的景色都很陌生，司机说对这一带不熟，一个劲地猛开。看到前面荒山野岭，路牌上写着某某森林公园在前方多少公里，我忙叫司机转头。后来我有些厌恶地下了他的车，自己去找路，并有些不情愿地付了车费。我估计他这么胡乱地开，至少多赚了十块钱。天下还有类似于这样的越错越赚钱的职业吗？

我问了路，走了十多分钟，找到了舅舅家。

他看上去很苍老。这也是我不太情愿来的原因。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却远远不止。生活在大城市，长年的劳累奔波，使他过早地衰老了。

坐了半个小时的样子。他谈到明年这一片要拆迁。不搬也得搬。与黑社会有关。

再坐出租车回到华中科技大的校门前。这次只花了四元。我看时间还早，又到学校里面转了转，还百无聊赖地拍摄了几张毛主席挥手石膏像的照片。

他以一个指引者的形象站在这里。可是他又被谁指引呢。

第二天。这一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厂里试程序。试了两三次，效果不理想，于是刘工把那两根线接上，恢复原先的程序，这时奇迹出现了，成功了！这让人很高兴，但是也很让人感觉荒诞。显然，原先的程序本身就是成功的，而刘工也知道如何让它成功。但是成功就是一直不出现，直到我们这些上海专家的到来才实现。我们不禁叹息，这个厂的管理真是太差了。但是我们心照不宣，并不明言。（我还问及刘工的孩子，他说没什么大毛病。）

后来负责验收的人让刘工再重复演示一遍。当时我在心里说，也许老天会故意刁难一下吧。果然如我所料，一会儿是灯不亮，一会儿是电脑打不开，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出现了。刘工在那里忙得团团转，我和我的同事则在生产区转悠了一阵子。和以前的纺织厂一样，大部分工人都是女工，看上去也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样子，含苞待放的年龄。

快到十二点，也就是我们预先准备离开的时刻，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效果又成功地再现了。我们在食堂简单地吃了中饭，轻松地离开了这里。

我直奔光谷博览会，在我们研制的新型高清光碟机展台前留了影，楼上楼下地转了转，又乘出租车到了另一个地方，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网友喝了杯茶，就去了付家坡，搭车离开了武汉。

这里有个细节也颇有意思。开车前十分钟，我决定再上一次厕所小便一次，因为喝茶的缘故，也因为上车后要过两个多小时才有上厕所的机会。等我回来，发现身边空着的座位上坐着老徐，我们公司另一位出差的同事。这两天他负责光博会的有关事宜，我们一直不在一起，没有想到在去宜昌的长途车上遇到了。原来他是利用双休日，去看看三峡大坝。我一边和他兴致勃勃地谈天，一边手忙脚乱地给刚才见面的网友发去手机短信，无非是“见到你非常高兴”，“梦想终于实现了”之类的话。这时候我仿佛觉得，我正置身于一次丰富多彩的旅游途中，而出差调试程序及展示新型碟机的工作和企图已经烟消云散，浑然不觉。

《实现（四）》

到了家。见到了家里人。第二天白天，和弟弟出去转转，还带着妹妹的孩子，我的外甥。虽然他只有六岁，可是他的口才应该算我们家里最好的，无论是事件还是情绪，都能够很清楚地表达出来。

我们沿着一条废弃的铁路前行。这也是原先我上中学常走的路。右手边就是我曾经上过的中学，现在改名叫宜昌二十四中。然后我们来到了三峡大学，这也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所大学。正逢休息日，秋高天爽，景色宜人。

这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我用数码相机拍摄沿途的一些景物，这时路边的掉了门牙的一个小姑娘跑过来：“叔叔，给我拍张照片吧。”我便应邀给她拍了一张。她还嫌不够，搂过身边一个更小的小女孩，并做出V型手势，照了一张合影。

当时我脑中电光一闪，想到了作家王山的作品《童年的事》。她写到，她的第一张照片，是一个路过的旅行者拍摄的。那张她从未见过的照片，一直勾起她无穷的想象和怅惘。

“我认为那是我最好的，最值得珍惜的一次照相。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直没有见到它。我心里对一个诺然实现的盼望，渐渐地被时间所毁，在一个很大的直辖市里，一个微乎其微的愿望和等待，早就被风吹散了。”

她的句子和怅惘，在我举起相机的一刻，鬼魂附体一般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即使我当时面对着的是两位幼女的灿烂笑脸，和她们身后的大好秋色，我仍然感到了一丝沉重。

当我此刻记载这件事时，我才发现，这里面确实有很深的哲理。人的影像，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的一部分，人的不完全的拷贝，它又可以脱离本人，也可以不属于本人。我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两个小姑娘的照片，但它又是我拍下的，我可以处理它。我可以保留它，可以修饰它，可以传播它，也可以毁灭它。这一系列的神奇特性，都是“信息”这种东西的特性。我们每个人，虽然都是由一堆原子构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也不过是一堆信息。所以我们可以被记录，被摄影，被录相，我们也可以记录别人，摄录别人。我们有了影像的拷贝还不够，还通过一男一女合作的方式，制作我们肉身和基因的拷贝。

说来也怪，这两种类型的拷贝：影像拷贝也好，基因拷贝也好，有许多方面很相似。比如，通常情况下，它们都由爱好者完成。拍照，是由摄影爱好者完成的；生孩子，是由生孩子爱好者完成的。再比如，通常情况下，它们都涉及到双方的配合，拍照，涉及拍照者和被拍照者的配合；生孩子，涉及到男女双方的配合；而它们的例外情况，竟然也例外出了某种联系。比如有时候有偷拍和强拍，被偷拍的人往往很生气，感觉跟被强奸了一样；有时候有人会自拍，我们就说他或她很自恋。

呆在故乡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第二天，星期天的清晨，父亲送我去火车站。他还送了我一包刚从楼顶自留地里采下的地菜。地菜本来是野生植物，但他把它家养成功了。在汉口站下车后，有三三两两的人围过来，问我要不要休息，要不要玩玩姑娘。我摆摆手，表示不愿休息，也不愿玩姑娘，我马不停蹄，打的直奔武汉天河机场，赶上了下午两点的航班，很顺利地在下午四点半到了家。而那包地菜，还新鲜得如同刚从地里摘下一样。

也许太顺利了，在空空荡荡的房间里，我有些百无聊赖，甚至有些憋闷。我做了饭，用地菜炒了一盘鸡蛋。吃过饭后，我忍不住给千里之外的作家王山打了电话。当然，我并没有提到她的作品，我猜想她可能正忙着带孩子，没有时间听我的感想和分析。我只是抱怨给她的小灵通发的短信从来没有回音，是不是她给错了号码。于是我们试了一下，终于我收到了她的短信，只有四个字：“天色黑了”。

我往窗外望了望，可不是么，天色已经暗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