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最好的时代”当然是相对性的,是对他们这类说难听点叫“投机者”的最好的时代,杨巡如果放在今天,在制度和法制有所健全的时代,他可能也能够成就一番作为(更大可能会举步维艰),但是绝没有在那个时代所获收益大,所谓“创造时代”“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们,无非就是在一切法律法规处于空白的阶段抢占先机的那类人,当这类人吃完红利后来者想要亦步亦趋,那新建立的法律制度就是约束这类后来者的,真正的特权阶级从来不受规则的限制,法律约束的永远都是普通人而已,正如作者所表达梁父犯罪却能够逃亡国外,杨巡在《艰难的制造》中成为“反派”一样,无关其他,他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的选择。三个主人公,雷东宝在原书中就已成为“悲剧英雄”,杨巡在续集也惨遭折戟,宋运辉虽未明确但其实也可以预见,时代只会青睐掌握社会发展规律、有几分运气又足够努力的识时务者,缺任何一条都会被时代无情抛弃。另外,你说的“社会正向发展的力量聚焦于本质问题的解决”,您觉得这个“本质问题”特指什么呢?您又是怎么看待这类问题呢?感谢赐教。[抱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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