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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固从来未有之创举，亦大清皇帝励精图治，迈绝千古之新政也。” 1872-1875，短短三年，改变了120个孩子一生的命运。 为什么会出现“留美幼童”的事件呢，或者说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那个时候呢？ 经过观看纪录片，听老师讲解以及查阅文献，当时促成幼童留美的理由大概由以下五点。简而述之，一则，政府方面，“天津教案”引发了一系列的中外交涉，将中国培养涉外外交人才从一个想法，变成了现实。二则，途径方面，容闳方面的留美计划以苦苦酝酿了16年，等待实施。“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日强之至意”。三则，权力支持方面，中国社会日益变迁，产生了一部分身握重权的“开明官员”，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派官员的支持和推进。四则，社会背景方面，中国社会，尤其是沿海地区，出现了部分国民观念转变的萌芽，对于西方技术的认可度有所增加。五则，人员支持方面，思想先进的通商者，部分对于留美有不抵触的心理，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学习。另，幼童中有39名，即近1/3为香山籍，这与当时的地域特色通讯技术也颇有关联，有学者做了相关论述，在此不多讨论。 这些孩子是什么人？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那些孩子与当时的普通孩子不同，身上承载着多种不同的身份——他们是身负清政府学习西学，富国强兵期待的生命载体，是早年就离家出国，远渡重洋的学生，是在懵懂之中无法控制、无法预知自身命运的孩子，是社会变革的夹缝中依靠某些先行者支撑出的缝隙光亮，懵懂前行的极小部分群体，是初到美洲大陆在中学与西学交融的的坏境下，心智不断成熟的“自由人”。然而，在平均年龄12岁半的他们眼里，小小的他们，不过是早年离家的孩子，怀着忐忑而期待的心情，看着父母签下“凡被录取的儿童,均要出具年貌、籍贯及亲属甘结,15年不能回国,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政府概不负责”的契约，远渡重洋，前途未卜，却带着一个清楚的使命——学习和成长，深处不同环境，毫无可借鉴经验的学习。他们是经历过提前教育和选拔的聪颖孩子，大多是沿海各条约口岸的家境还算殷实的家庭继承。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清政府不清楚，容闳不确定，他们的父母，他们自己，也是一样。 那些孩子经历了什么？ 多月颠簸，远渡重洋，在海上日日夜夜相同的景色，是多批幼童留美生活的共同的开始。看着海天一色，浩渺烟波，很快目不可及的家乡与土地，在心中日行日远。“那传说中与众不同的国度会是怎样的呢？那里的人不知和我们长得是否一样，说着那奇怪的语言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沟通？我们会学到些什么呢？希望去了之后按照礼数行行礼，不会冒犯到主人？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人呢？坐了这许多日的船舶，到地方若是可以来一碗热汤面，安安稳稳地坐下吃，再加个蛋，想必是极好的…”,毕竟我只是想象，那批幼童在漫长的航行之中，思考踌躇的部分定是比我多得多得多。 那些孩子在美国得生活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为，美国环境下得成长与转变，一为，中国政府之要求。 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能代表人与人的关系，同为一种触觉感官相对优越的高等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自身所见所感优先的。初次登上美洲大陆的孩子们两三人被分为一组，入住美国居民家庭，由15位美国教师管理他们的生活与学习，在当地家庭的帮助下，慢慢适应着西式的生活——西式的食物，西式的语言，西式的生活节奏。其中较为明显的是西式的体育运动，正值青春期的幼童们，处于探索精神的增长期，美国校园中花样繁多的体育运动，成功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詹天佑等人组建了棒球队，自行车，冰上运动都成为了他们展现少年风采的重要舞台，对于当时少年适应生活，寻找归属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体育运动是他们快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回国途中,薛有福这样描述夜晚海上的景色: “晚上夜黑似漆,船身摇动,使游子倍感惆怅。我走上船舷,观赏浪中的粼光,大小如棒球,闪亮无比…”将粼光喻为棒球而不是其他物体,可见棒球在其心目中的深刻印象。回国后,他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写到: “我也盼望我能再溜冰,即使几小时也满足…”对运动的怀念不觉间溢于言表[1]。幼童展现了其“卓越的风度”“机警好学”。凭借着自身的优秀和主动融入，无论是从生活还是学习，那些孩子都完美的融入了美国生活。 但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那些孩子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融入一个新环境，清政府对于他们的期待与之相去甚远，并实施了相应的措施。清政府派遣幼童出国的初衷从来都不是让这些孩子适应西方的生活。留学事务所还向幼童发出明确的指示：“要思出洋本意，令尔等学外国功夫，是令尔等忘本规矩，以功课要上紧学习，矩不可变更。……至洋文汉文，要融合贯通，为有用。”[2]，用当时的话来说，清政府只是想用十五年的时间，保留清政府传统及思想，学习西方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此，清政府不仅为留美幼童制订了一系列规章，还有着专门人士负责监督，比每隔一段时间会对“幼童”进行华文考试等。如界限是很难确定，并且分歧很大的。当时的美国推崇平等与自由博爱，但是中国社会却还是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国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叩拜礼数”的矛盾，在生活的各个细节挤压着幼童，显性的表示，便是广为人知的“辫子留不留”“长袍改不改”“教堂去不去”“恋爱谈不谈”的争论。“世界上有两种人的面目是模糊的，一种是孩子，一种是老人”，正是因为孩子还处于懵懂未定型的状态，所以清政府所期待的“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3]是不可能实现的。 围绕中美文化冲突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清政府预期与现实的反差，国力与世界局势的不断变化，美国排华情绪的逐渐升温，终于1881年开始，所有幼童分三批，启程回国。 归来，我们是回家，但对于他们来说，是去面对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是离开自己的“安全区域”。在那个环境中，他们像是裸露的鸡蛋，没有丝毫的屏障以及安全感。他们的来与去都取决于别人的想法，受的苦却是自己的。他们面临的新一轮的适应，面对的是想象与现实的差距，面对的是重新定义自己在新环境中的身份与处境，像是重生，或者说是更加困难的。是在一个完全在想象中的环境重生。 在文献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刻。 “耶鲁大学的朴德(oPrto)校长联合一批美国友人致信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理有据地指明了撤回留学，生的错误,并要求改正。但清政府从政治着眼,还是将幼童撤了回来。除了病故和设法留美不归者外,94名幼童平安抵达上海,像犯人一样被关在了一所学堂里,连中秋节都不许外出。幼童们讲:“只有睡觉,似乎让死亡结束一切痛苦和折磨。”经过数天的“关抑”,终于等来了长官的训话,并随意将他们分配了工作。例如学工程的詹天佑却派往广州教英语。然而,这批人毕竟学到了一些先进技术,高人一筹,经过他们个人的努力,到20世纪初年,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3] 生而为人，他们的人生都还很长很长，大多数也运用所学为国家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值得尊敬和敬仰。但是每每看到留美幼童的故事我总会想起他们在国外的生活和经历。那些被“远隔重洋的亲人”拥抱不知所措的日子，那些走在路上被称作“姑娘”的日子，那些踌躇不知该不该去教堂的日子，那些在运动场上驰骋闪耀的日子，那些被通知回国恍惚黯淡的日子，那些孩子，被时代赋予的特别的日子。 格格不入，仿佛可以描述那些孩子的人生。那些孩子在无力控制的格格不入之中，终究还是度过了自己的一生，由孩子历经世事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人物，在外交、军事、技术方面独当一面，成为老人，却还是被人称作格格不入。 他们值得我们这些后辈，最由衷的敬意。 最后我想以对一段纪录片提到片段的描述结尾。 昏黄的灯光，缓缓的西式音乐，在餐馆的一隅有着一群年过半百的老人，穿着长袍马褂，与其他人格格不入，仿佛是误闯进这个时代的剪影。可你若是走进，便会发现他们说着地道的美式英语，互相叫着彼此年轻时一样的绰号，氤氲模糊，仿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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